肝癌相关中医病证症的古代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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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对肝癌相关中医病证症的古代文献进行梳理、发掘和研究，揭示肝癌的病名源流、症状体征、病因病机、治法方药，为中医防治肝癌病提供依据。
关键词：肝癌；中医；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R7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12-2714-03
Research On Disease，Syndrome and Symptom of Liver Cancer in Ancient TCM Literature
ZHOU Bei
(Guangxi College of TCM,Nanning 530001,Guangxi,China)
Abstract:It is a research on hepatic carcinoma about disease, syndrome and symptom of TCM literature research.It can reveal "origins of disease name", "symptom and signs", "cause and pathogenesis", "treatment" and "prescription" of hepatic carcinoma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epatic carcinoma.
Key words:Hepatic Carcinoma；TCM；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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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7-31
基金项目：广西中医药管理局资助项目（gzzc1003）
作者简介：周蓓(1981-)，女，湖南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恶性肿瘤的中医中药的研究。肝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肝癌起病隐匿，潜伏期长，恶性程度高，生存期短，生存质量差，且治疗棘手，素有“癌中之王”之称。现将中医古代文献中对肝癌相关中医病证症的论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以期对祖国医学有效防治本病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病名溯源
肝癌是西医学病名概念，其中医病名追溯至《内经》以来，中医古籍记载有很多不同称谓，归纳起来无非有两类，一是以病机命名，肝积、肥气、脾积、心积、伏梁、积聚、癥瘕、虚劳等；二是以症状命名，痞气、黄疸、癖黄、血黄、黑疸、鼓胀、肝水、胁痛、肝胀等。而鉴于病名的错综复杂，《医学原理》概言“积聚者乃癥瘕、肠蕈、伏梁、肥气、痞气、息贲、奔豚等症之总名也\[1\]。”故总的来说，肝癌中医病名当归属于“积聚”范畴。
积聚之名，首见于《灵枢·五变》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成\[2\]。”另外，《内经》还记载肥气、伏梁、积聚、鼓胀、胁痛、黄疸等都是对肝癌相似症状较早的称谓。《难经·五十五难》中提到肝积、脾积、痞气、心积等病名，也较详细对积、聚作了鉴别，曰：“病有积有聚，何以别之？然：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3\]”。《金匮要略》论述基本上承袭《难经》的观点，并首提“癥瘕”称谓。《诸病源候论》\[4\]列癥瘕专篇于积聚之后，并对其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指出“染渐生长块段，盘牢不移动者，是癥也，言其形状可征验也。”“瘕者，假也，谓虚假可动也”。还提出癖黄称谓，载：“胁下满痛，而身发黄，名为癖黄。”唐宋《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有癖黄、血黄的记载。金元明清时期继续沿用前人称谓。
2 相关症状体征的记载
早在《内经》中就对肝癌临床见症，如腹胀、黄疸、胁痛、食欲不振等有详尽的记载。《素问·腹中论》谓：“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5\]”。《灵枢·论疾诊尺》载：“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2\]”。《灵枢·五邪》载：“邪在肝则两胁中痛\[2\]。”此外，这段时期对于肝癌兼症如消化道出血、癌性发热以及晚期肝癌肺转移症状也有一定的认识，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是唾血”\[2\]，《难经·五十六难》曰：“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疹疟，连岁不已\[3\]”。
隋唐宋时期对本病的症状、体征如作了更为详细的探究，并指出肝癌临床进展迅速、晚期恶病质、预后较差的疾病特点。《诸病源候论》曰：“诊得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邪走心下，足胫寒，胁痛引小腹……身无膏泽，喜转筋，爪甲枯黑，春瘦秋剧，其色青\[4\]。”《外台秘要》载：“腹中有物坚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哭，不疗之百日死\[6\]”。《圣济总录》云：“积气在腹中，久不差，牢固推之不移者……按之其状如杯盘牢结，久不己，令人身瘦而腹大，至死不消\[7\]”。
3 病因病机
3.1 病因
历代中医典籍认为病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种。外因主要有以下①外感六淫疫毒：外感时邪，或寒或热，侵犯机体，致脏腑失和，气血运行失常，变生积块或邪郁日久，化毒成瘀，毒瘀内聚，终成癥积。《灵枢》\[2\]曰：“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儒门事亲》也提到“积之成也……或受风、暑、燥、寒、火、湿之邪\[8\]”。②酒食不节：饥饱失常，或嗜酒过度，或恣食肥甘厚味，或饮食不洁，皆损伤脾胃，脾失健运，不能输布水谷之精微，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湿滞凝聚成痰，痰阻气机，血行不畅，脉络壅塞，痰浊与气血搏结，久而不消，病成癥积。《诸病源候论》曰：“人之积聚癥瘕，皆由饮食不节，脏腑虚弱而生，久则成形\[4\]”。《卫生宝鉴》曰：“凡人脾胃虚弱或饮食失常或生冷过度，不能克化，致成积聚结块\[9\]。”③情志郁怒：肝为刚脏，主疏泄，性喜条达而恶抑郁。若情志郁怒，情志不得发泄而致肝气郁结，日久气滞血瘀，瘀血结于腹中，日久变生积块。《灵枢·百病始生》言：“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则积皆成矣\[2\]。”内因主要是正气亏虚。先天不足，禀赋薄弱或后天失养，正气亏虚，不能抵御外邪侵袭；或它病日久，耗伤正气，致阴阳失调，气血逆乱，脏腑功能紊乱，瘀血留滞不去，而成积聚。《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2\]。”《医宗必读》云：“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10\]”。《景岳全书》谓：“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盖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居之\[11\]。”
3.2 瘀、痰、毒凝滞互结是肝癌发生重要病理机制
祖国医学古籍中论述肝癌病机很多，历代医家各有侧重，概而析之，瘀、痰、毒凝滞互结是肝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病理机制。
肝体阴而用阳，肝以气为用属阳，以血为本属阴，其病理必然与瘀血有关。汉·华佗《中藏经·积聚癥瘕杂虫论第十八》曰：“积聚癥瘕杂虫者，皆五脏六腑真气失而邪气并，遂乃生焉，盖因内外相感，真邪相犯，气血熏搏，交合而成也，积者系于脏也\[12\]。”《圣济总录》曰：“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和平，无或余赘，及郁结奎塞，则乘虚投隙，瘤所以生\[7\]”。《医林改错》言：“肚腹结块者，必有形之血\[13\]。”另外，肝癌为有形结块聚于胁下，病理与痰湿、癌毒有密切关系。《灵枢·刺节真邪》中就载：“已有所节，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2\]。”《奇效良方》曰：“气上逆，则六腑不通，但气不行，凝血蕴里不散，津液凝涩不去而成积矣\[14\]。”《丹溪心法》提出肿块与痰的关系时说“凡人身上中下，有块物者，多属痰症\[15\]”。《仁斋直指方》明确指出癌毒是其重要病机，谓“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深根藏，穿孔透里\[16\]”。
4 肝癌治疗上的认识
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医家论述肝癌治法和方药都是围绕肝癌的病机、症状等来辨证施治、随症治之立法方药。《素问·至真要大论》：“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5\]”。《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5\]。”虽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治法与方药，但这种攻邪不伤正的治则，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对肝癌的治疗大法。《伤寒杂病论》确立了本病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创制的如鳖甲煎丸、大黄虫丸、桂枝茯苓丸等都体现了活血化痰、软坚消癥的治疗大法，均为目前临床肝癌治疗的常用方剂。此外，仲景代表方如茵陈蒿汤、五苓散、真武汤、薯蓣丸、肾气丸、小柴胡汤等为后世治疗肝癌常见症状如黄疸、腹水、虚劳、癌性发热等规范了基本方药。
隋唐以后，随着对本病的深入认识，古人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在治疗上不但采用内服药物，而且还注意运用膏药外贴、药物外熨、针灸等综合疗法，使辨证施治内容益加丰富。如《外台秘要·卷十二·疗癖方》云：“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6\]。”亦收录治积聚方38首。宋代《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以肥气丸、伏梁丸、痞气丸分别治疗肝积、心积、脾积。严用和《济生方》强调了行气活血为主要治法，所制香棱丸、大七气汤等一直沿用至今。
金元时期，随着临证经验的积累，诸医家逐渐认识到正虚与邪实是发病两个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扶正祛邪、攻补兼施的治则。李东垣在治疗上强调固护脾胃之气，其所创立的补中益气汤至今仍广泛使用治疗。《丹溪心法》强调“凡积病不可用下药，徒损真气，病亦不去，当用消积药使之融化，则根除矣\[15\]”。罗天益提出“养正积自除”治疗原则，《卫生宝鉴》谓：“养正积自除，犹之满座皆君子，纵有一小人，自无容地而出。今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9\]”。并载治疗积聚之方达17首。
明清时期，诸医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治法方药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多数医家已经意识到在不同阶段治法亦应有所侧重。《证治准绳》\[17\]首先对初、中、末三期提出了不同的治疗大法，病之初期，宜“治其始感之邪与留结之客者，除之、散之、行之，虚者补之”。病至中期“当祛湿热之邪，其块坚者削之，咸以软之，此时因邪久凑，正气尤虚，必以补泻迭相为用”。后期则应注意“补益其气，兼导达经脉，使荣卫流通则块自消矣。”《景岳全书》则对攻补法的应用作了很好的概括，“治积之要，在知攻补之宜，而攻补之宜，当于孰缓孰急中辨之\[11\]”。《医宗必读》把攻补两大治法与积聚病程中初中末三期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指出治积不能急于求成，应“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清代诸医家强调瘀血在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创制不少活血化瘀方药。《血证论》记：“癥者，常聚不散，血多气少，气不胜血，故不散。或纯是血质，或血中裹水，或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须破血行气，即虚人久积不便攻者，亦宜攻补兼施，攻血宜抵挡汤、下瘀血汤、代抵挡丸；攻痰宜十枣汤 \[18\]。”王清任创制了膈下逐瘀汤等活血化瘀消瘤的方剂。这种主张从瘀论治的治法亦为后世临床所沿用，颇受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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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7-07
基金项目：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技术带头人基金资助项目（200806）
作者简介：闫利源（1984-），男，山西汾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病毒性疾病（艾滋病）临床研究。\[6\] 唐·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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