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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看不见东西,半年多来,苏卫东从汕头到广州,大小医院,中医西医,他几乎看了个遍,却查不出病因。然而,当医生肯定地说苏卫东没病时,他顿时感觉头痛明显加剧、太阳穴周围绷得紧紧的;可是拎着成袋的药物一走出医院,他却步履轻盈,甚至还忍不住吹起口哨来。好几位接诊过苏卫东的医生都判断他有心理问题,2008年12月3日下午,苏卫东在侄子苏剑陪同下来到我的咨询室……
来了个“浑身是病”的大男人
3点还差1分钟,我习惯性地起身站到窗前往外看,边等待边观察。很快,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双手一左一右拎着两只大号塑料袋,表情有些亢奋,还不时回头跟身后的小伙子说话。他们就是苏卫东和苏剑。
当工作人员将苏卫东带进我的咨询室时,我注意到,他仿佛变了一个人,除了明显焦虑不安外,眼睛不停地眨,时不时用余光瞄他的塑料袋,还频繁地摁太阳穴。很显然,这些看似无意的肢体动作其实是在提醒我,他的眼睛、他的头部非常不舒服,而且塑料袋里装有重要的东西。
“袁医生,我实在太痛苦了,我想快点好起来,我要养家糊口啊,您无论如何要帮我找出病根,听说您很厉害。”他一坐下,就跟我抱怨起他的病痛,“这半年,我就像个废人,什么事也做不了。起初去妻子陈玲介绍的公司做会计,可一打开账本,我很快就视线模糊了,什么也看不清,头脑‘嗡嗡’响。不久,陈玲又通过她学生家长的关系,介绍我到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销售,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地往外跑,薪水也高。可是上班第一天,同样的症状又出现了。到了公司门口,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还在台阶上摔了一跤。我怀疑自己有病,只好马上辞职,准备去医院检查时却没事了。接着,我又找了一份看起来十分轻松的工作,在一处小型建筑工地当监理,负责十几个工人的安全作业,其实就是检查他们有没有戴安全帽,施工期间有没有吸烟、赌博等行为。可是坚持了四天后,我又突然开始视线模糊起来,左脸还不小心撞到脚手架的铁管上,当即血流不止。我只好又一次回家休养。三次出现这种情况后,我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我肯定有病,说不定脑子里长了肿瘤压迫视神经,或者里面有什么绦虫之类的。这样拖下去可不是办法,我还欠着一屁股债。妻子这几年起早贪黑上课,晚上和周末还要赶集似的做家教挣钱,40岁不到就有白发了。现在的医生真差劲,他们水平臭检查不出来就算了,还硬说我没病装病!我为什么要装呢?我又不是公费医疗,多花一分钱我都心疼,我走了那么多弯路,也该转运了吧,我巴不得早点康复挣钱养家……”
说着说着,苏卫东眼睛红了。他带着哭腔告诉我,他很痛苦,不惑之年了,却一事无成,还得了病。他突然站起身来,“哗啦”一声,将两个塑料袋里的东西倒了满满一桌。原来是各种病历、化验单及一张张CT片……我仔细翻看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广东省人民医院、汕头国际眼科中心、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诊断报告,一大沓化验单和影像图片表明,苏卫东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一边是眼前痛苦不堪的求助者,一边是化验单上冰冷的数据,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
病根缘起生意接连失败
我相信,苏卫东有心病。他究竟有什么心病?心病又为何会让他眼睛睁不开、头痛?
心理医生的诊断过程,有点类似挖井,通常会在深挖之前多试探几个点。因此我并不急于下任何结论。等他倾诉停顿下来,我让他回忆并描述,在视线模糊前的那一刻,他的情绪如何?是伤心、绝望,还是心平气和?他脱口而出:“绝望得想死!”
他为何绝望?我正想探究下去时,苏卫东却突然“定”在那里。原来,他被侧面墙壁上的一幅山水画吸引住了,画中有水、有鱼。我注意到,他眉头瞬间紧锁,面部表情随之僵硬起来,眼睑快速地一张一合。“袁医生,我眼睛又睁不开了,眼眶周围很紧。”他显得越来越痛苦,同时不停地问,“你看到了吗?我没装吧。”
“你没装。”我肯定地点头回应,同时也在想,像他这样长时间盯着看,而且不停地自我暗示,眼睛怎么可能舒服?就像小品《卖拐》中,赵本山让范伟拼命跺脚的同时,还不停地反问他是不是感觉很麻,范伟就感觉麻了那样。再如,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盯着一张100元钞票,并且不停地想,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他肯定会越看越觉得是假的。苏卫东的症状会不会跟这种强迫性的自我暗示有关呢?
沿着这个思路,我开始试探。我说:“这幅画是漂亮,可惜装得一边高一边低。”他连忙点说:“对,对,右边高了至少1厘米。”不出所料,苏卫东果然极易受暗示!其实那幅画安装时用专业尺量度过,肉眼根本看不出高低误差,更不要说1厘米了!可是,他为什么多次强迫性地暗示自己眼睛有病,而不是其他器官呢?我话锋一转:“你眼光不错,听苏剑说,你以前是公务员,下海后做过艺术品投资、炒过股,近年还搞过水产养殖?”他叹了口气,说:“造化弄人哪,要是没吃进赝品砚台,要是将股票再捂几个月,要是……唉,都怨眼光差,当初要是瞪大眼睛看清楚行情,就不会这样了。”
我注意到,在跟我交流时,苏卫东反复抱怨自己眼光差,这又是为什么?
我鼓励他回忆:“你是从何时开始感觉眼睛睁不开、头痛的?有没有哪次印象特别深,你甚至不太愿意再去想?”我知道,这么问会让他痛苦不堪,会触碰到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某根刺,但这往往就是症结,需要非常有技巧地拔出。
他紧紧地捏着沙发的扶手,由于挤压拉扯,沙发外侧曲绒布明显收紧。他突然掩面痛哭起来,诉说:“医生,我实在控制不住了。那天,广州的客户就要带现金上门收货了。没想到,一清早,我刚到鱼塘边,就看到水面上白晃晃的到处是死鱼,我当即眼睛发黑,足足几分钟什么都看不见。当我哆嗦着打电话告诉妻子时,她冷冷地说,你眼睛早就瞎了,你看准过什么呀……袁医生,其实我一点不怨陈玲。当初我要下海,她劝过我,说我书生气太重,不够灵活。后来我一次次失败,除了抱怨我眼光太差,要我睁大眼睛、多动脑筋外,她并没有埋怨我……我这半年生病,家里的担子全压在只有40公斤的妻子身上……”等他情绪稍微平缓后,我让工作人员给他倒了杯水。并告诉他今天就谈到这里,两天后继续。我还肯定地告诉他说,他的眼睛和周边神经的确有问题,但并不严重。
他感激地点点头。
苏卫东投资接连失败,妻子抱怨他没眼光,他也将失败归结为眼光差。反复自我暗示下,他的眼睛表现出了不适症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症状是苏卫东不自觉的自我保护,能让他自然地将现实中的焦虑和压力转移到病症上去,实际上他是想向周围的人发出这样的信息:“谁都不要埋怨我,我是个病人!”
随后,我跟苏剑沟通。他认同我的判断,但想进一步了解,便问:“既然我叔没病,也没有装病,那他为什么会反复那样,如何才能好转?”
开出特殊药方――让他带“病”生存
我没立即回应苏剑的问题。第二次来咨询时,苏卫东喝了几口水才告诉我,这几天他一直在反思。顺着他的讲述,我了解到:
妻子给他介绍的第一家公司是做文具贸易的,尽管单笔款项数额不大,但名目繁多。虽然苏卫东做生意时自己也处理过账目,但这时看着密密麻麻的往来账目,他就头昏目眩。公司副总跟他寒暄:“我们公司虽然不大,但账不好做,几个会计专业的大学生来试过都不合适。你是韩校长介绍的,我们放心。对了,听说你还是他们学校骨干教师的家属?……”那位副总后来讲了什么,苏卫东一点没听进去。他说自己站在那里就像木偶,副总走后他再看账目,突然就视线一片模糊。第二次,在去医疗器械公司上班途中,他接到了主管的电话,让他确定月度和季度销售任务……没有过渡期,就直接领任务?他疑惑地打电话问妻子。陈玲告诉他:“你是按有资深经历和丰富客户资源的人才引进的。人家不会那么没眼光,找你这个年纪的人从头培养。”听妻子提到“眼光”这个词,苏卫东顿时撑不住了,刚迈上这家公司的台阶,他就眼前一黑跌倒了……第三次在工地上班的经历,苏卫东边回忆边气愤地自言自语:“太窝火了,连民工也奚落我!”原来,上班的第四天,他无意间听两个民工在闲聊。一个说:“瞧,有后台就是好,人家手插裤兜看着我们干,拿的钱却比我们多。”另一个接过话茬说:“这活傻子也干得来呀……”
我让工作人员带苏卫东去隔壁等待,让苏剑进来。我告诉他,他叔叔前后几次眼睛看不见原因相似,这种情况不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苏卫东前后三次“症状”发作的情境非常相似:面临难以承受的压力时,他无法自控地想起过去的一次次失败经历,问自己为什么一次次没抓住机会,答案当然是没眼光,头脑不灵活!不断自我暗示后,身体的这两个部位也默契地“配合”主人作出反应:视线模糊、头痛难忍。苏卫东得到来自身体的暗示,就会对自己说:“我当然无法工作。”不然一个40岁身体健康的男人,一事无成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还有什么颜面?只是,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身心的这种默契,于是坚信自己有病,于是焦急地四处求医问药,希望能早点康复。
苏剑听了我的分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但我没有将这个秘密完完全全告诉苏卫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症状”对他是有益的。让苏卫东了解到自己“疾病”发作的规律后,我再次肯定地告诉他:“你的病不严重,不需要吃药打针,一时也无法根治,但你完全可以控制或者绕开它。你这种‘病’需要养,你近一两年不太适合太操心,否则容易发作。”
他听完眉头顿时舒展了,问我,这种病为何不能快速治愈?我告诉他,其实人体内可能携带有很多病毒,目前最先进的仪器设备都无法一一检测出,有些即便检测出也没有药物控制。但人体有非常强大的免疫系统,这些病毒基本不会把人怎么样,在某种意义上,再健康的人也是带病生存的。我给他贴了个“带病”的标签并鼓励他带病生存。苏卫东满意地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避开苏卫东,我让苏剑带话给他婶婶:家庭的温暖、妻子的理解是治愈苏卫东心病的良药;苏卫东敏感、脆弱,一连串的失败严重挫伤了他的信心,他的“病症”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千万不能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就当他是个带有“不致命、不知名”病毒的患者好了。
2009年春节前,我接到了陈玲的电话,她高兴地告诉我,苏卫东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急着求医问药,仿佛一下子好了。我知道,压在他心头的那块石头变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