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记忆里的崇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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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因工作需要，我参与了一批旧馆藏资料的整理工作。在众多的古籍、老地图、老照片中发现了一批从清初到民国共计200余张的契约。这批原始契约在时间的荏苒中变得异常脆弱，老旧发黄的宣纸粘连在一起，即便是轻轻地翻动也会造成伤害。因此，我馆决定对这批契约采取抢救性的恢复工作，将200多张契约一分为二，分别在琉璃厂的汲古阁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时进行修复。不到1个月，几百张契约陆续修整完毕。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套有关崇效寺出租土地内容的契约。详观这套约有68张的崇效寺契约，除了大部分的土地租契外，还有零星的借据、公单与典契，跨越了清初到清未两百余年。我终于对南城这座曾环抱于千颗枣树之中，因盛产墨牡丹与法源寺同享盛名的崇效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崇效寺由来

崇效寺坐落于今西城区白纸坊地区的崇效胡同内，在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胡同里留下了不少慕名前来寻访的身影。大多数人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在这条小巷里似乎找不到古建痕迹。殊不知位于胡同中央的白纸坊小学就是崇效寺的金身所在。原来在上世纪70年代未，为了首都建设的需要，政府将寺院改为白纸坊小学和宣武区教师宿舍楼。

据《析津日记》载，崇效寺建于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旧址建寺，赐额崇效。明天顺间重修。嘉靖辛亥，掌丁字库内官监太监李朗于寺中央建藏经阁。有都人夏子开、高明、区大相二碑。阁东北有台，台后有僧塔三，环植枣树千株。以地僻，游人罕有至者。”

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明末清初时期崇效寺的概况。文中所提及的夏子开、区大相二碑的碑拓，我有幸亲眼所见。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明隆庆五年和清雍正年间的碑拓各一张。雍正年间的这张拓片尤为珍贵，因为几乎有关崇效寺较为详细的记载都是截止到康熙年间的，而这张传世的拓片和我馆收藏的崇效寺契约的资料，却告诉了我一个更为详细、生动的崇效寺历史。

崇效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但由于宋末战事频繁，寺庙几乎毁于战火之中。直到元至正（即顺帝）初年才得已重葺，赐额崇效。明代天顺年间重修。明嘉靖年间，由内官监太监袁福和本寺住持了空上人等共同募集资金重葺寺庙，使殿宇廊舍焕然一新。嘉靖三十年辛亥，掌管丁字库的内官太监李朗又捐金三百，治大藏经一藏，水陆画像一堂，藏经殿一座，金碧辉煌。到了万历年间，崇效寺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修整，这次修葺是因为辛亥年间，李朗所建的藏经殿因年久失修倾倒，加之堪舆家以为不利，所以决定重修。6个月后，在寺院的最后一进院落里新建了一座面阔五间，气势恢弘的新藏经阁和方丈室若干间，一座规模宏丽制度森严的新崇效寺拔地而起。在过后的几百年中崇效寺繁华殆尽，唯留下这座建于万历年间的藏经阁独存于世见证历史的变迁。

清朝时期的崇效寺也历经几兴几废。清康熙年间的崇效寺住持雪坞禅师不仅是一位通达佛理的名僧，而且还是一位学识深厚的雅僧，他与当时的名士王渔洋、陈廷敬、田雯等都有着深厚的友谊。雪坞禅师为恢复崇效寺的中兴穷尽一生。生于雍正五年卒于乾隆五十四年的宁一禅师也是一位大德高僧，在他住持崇效寺期间，重修殿宇再塑金身，整理荒地种植奇葩。加之禅师出于名门，熟读经典，诗画具佳，使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而崇效寺也成为达官贵人、文人名士的必游之地。禅师所绘的《驯鸡图》日后也成了镇寺一宝。光绪年间的住持妙慈禅师，也为崇效寺又一个中兴的到来，殚精竭虑奉献了一生。

结合拓片与契约的内容，可以看到崇效寺占地庞大，附属庙产的土地也很多。从清初到民国时期，崇效寺逐渐走向衰微，但该寺培育的丁香、牡丹著称于世，尤以绿、墨牡丹名响京城。每到牡丹盛开的季节，游人如织，赏花的游客在满足了自己踏青愿望的同时也为寺庙带来了不少的香火钱。

佳话三则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雪坞禅师坐化于寺内，终年60岁。接替雪坞禅师住持工作的是同门师弟普惠禅师。在他住持期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唯恐有负师命和雪坞师兄的同门之谊。事与愿违，在他住持期间发生了一件“千古大案”。

寺内曾有一名叫广生的僧人，在雪坞禅师住持期间因犯僧规而受到重罚。此人既贪婪又狡猾，雪坞禅师唯恐其日后遗害寺中，故将其恶行镂成铁券以防万一。雪坞禅师坐化不久，广生听说这个消息后串通了匪类诬告普惠禅师强占寺庙，普惠禅师受冤坐牢时，广生却潜回寺内销毁了铁券，打人砸庙。

清河硕存和尚听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出面营救，将此事原委告诉了内宫的李公公和宁公公，二位公公又将此事转告了景仁宫的和妃娘娘。经过调查后，普惠和尚不仅含冤得洗，而且康熙帝还封崇效寺永为护国佑民万年香火之地，并且在康熙五十七年，御赐了一尊大内造的檀香佛像。

另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崇效寺有两件镇寺之宝。一件是智朴禅师所绘的《青松红杏图》，另一件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宁一禅师所绘的《驯鸡图》。首先说一说这幅《青松红杏图》。作者是智朴禅师（雪坞禅师和普惠禅师的师父），俗姓张，字拙，生于崇祯九年，自幼出家。他是一位通经博史，诗画俱佳的儒僧，与同朝的名士高士奇、王士祯、朱彝尊等交好。他传世的这幅《青松红杏图》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不仅因为创作时间久远，更珍贵的是上面有许多名人的题字。从清初的王渔洋、朱竹垞、宋牧仲、陈泽洲、查他山到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历经了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朝。《青松红杏图》也由最初的二尺余长，续延到了三十余丈，图中名家题咏已如牛腰。这幅图的艺术价值自然不言而喻。而宁一禅师所绘的《驯鸡图》也有一段小故事。说的是在宁一禅师住持寺庙工作时，寺内养了一只漂亮的大公鸡，每天禅师讲佛法之时，这只大公鸡都会站在屋里一动不动地听法。师感动于佛法的强大，所以画《驯鸡图》以纪念。

正是这两张珍贵图画，在光绪年间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光绪十八年妙慈禅师刚来崇效寺住持事务不久，发现寺内前住持宁一大师所绘的《驯鸡图》丢失，妙慈禅师仅用20余天就复收此镇寺宝卷。久不开花的牡丹在此时却开得格外茂盛鲜艳，街头巷尾广传此事。后来光绪庚子年间，京城大乱，百姓惨遭荼毒，大街小巷满目疮痍。崇效寺也未能幸免，智朴禅师所绘的《青松红杏图》在战乱中丢失。从此妙慈禅师遍寻各地，最终在10年后得知此物为杨荫北所收，师与杨氏商量后欲用牡丹换回《青松红杏图》，没想到杨荫北很痛快地就送还给了妙慈禅师，杨氏的善行被传为一段佳话。

这座历经千年风霜的古刹，除藏经阁、一块元朝修缮时留下的石刻寺额，两株楸树和1株古槐外，其余部分永久地消失了，镇寺之宝《青松红杏图》《驯鸡图》等名人字画也不知去向。

宗教文化是北京古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断消亡的寺庙和老建筑，也是建设现代化新北京过程中不可磨灭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