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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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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松资本管制以及不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中国政府追求的国际化并非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或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是希望在提升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中的功用,并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从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然而在这一战略实施中,如何选择适宜的资本开放度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不放松资本管制以及不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中国是否应推动资本开放并非没有争议。不过,目前多数的讨论集中在资本管制的利弊是非之类定性话题上,当前中国资本开放程度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的快慢等定量问题,却少有分析。

资本开放的对立面是资本管制。资本管制指政府对于各类国际资本交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对货币兑换的限制、对进出境资本的数量及行业的限制、以及对跨境资本经营的征税等。IMF从这些方面构建了Chinn-Ito指数,来衡量各国制度上的金融开放程度。这一指数的赋值介于-1.8和2.5之间,赋值越小表示资本管制程度越严格。2007年,发达国家该指数平均值为1.6,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值为0.2,而中国该指数值为-1.1,甚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今天,中国在借用外债、对外贷款和直接投资、跨境证券投资等项目下,仍然保持着严格的资本管制。

事实上,一国实际的金融开放程度与其资本管制政策的严格程度往往存在差异。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活跃程度可由其所参与的跨境资本的规模来体现。中国近年来的国外总资产和总负债增长迅猛,中国的跨境总资产和净资产总额已居世界前列。2009年中国的国外总资产以3.28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国外总负债以1.643万亿美元排名第十四位,占世界跨境资本总值的份额分别为4.1%和2.0%。二者相减便是净国际投资头寸。2009年中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为1.644万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然而,要比较各国的金融开放程度,应当将上述绝对额指标除以本国经济规模得到相对值。我的同事黄玲教授计算了国际总资产与国际总负债之和占GDP(以购买力折算)的比例:2009年,英国、美国、日本分别为4.95、2.27、1.66,而中国仅为0.55。中国不仅与储备货币国家的金融开放度差距很大,与24个新兴市场国家和121个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很明显。

以上计算国外资产时并没有对官方储备特别处理。官方储备资产是一种基于官方的汇率安排而非以获得投资收益为目的的跨境资本交易形式,其规模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相关度小,因此在横向比较时,不妨将官方储备剔除,仅考察非经由央行交易的各项资产和负债的数量。此时,英美等国因持有的官方储备资产数量较少几乎不受此修正影响,而中国的开放程度指数则进一步下降为原来的一半。具体地,将国外总资产中的官方储备剔除而仅比较FDI资产、股权资产和债务资产三项之和,2009年中国的境外金融资产由3.287万亿美元锐减至0.87万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由第7位跌至第18位。相比之下,美国、英国的官方储备资产占总国外资产的份额却不足1%,即便外汇储备大国日本的这一数字也只在18%。长期以来,中国的FDI资产(中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与股权投资资产的增长均迟缓滞后。中国近年的FDI资产占总国外资产的份额则多在5%以下,俄罗斯和巴西却在20%以上。国外总资产中官方储备资产所占的高比例和股权资产、FDI资产所占的低比例显示了我国对非官方资本流出的严格控制。

从国外总负债方面看。中国的FDI负债(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中国实体经济对外资的吸引力。然而我国的国外总负债中FDI负债的比例高达60%左右,股权负债占10%左右,债务负债占30%左右。对比俄罗斯、巴西、印度的债务负债份额一般在45%以上。这显示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国资本在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上的投资的限制,以及对企业和居民从外国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