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娘 岛国回来的羽球“第一花旦”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陈玉娘 岛国回来的羽球“第一花旦”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陈玉娘,对于50岁以上的中国羽毛球迷而言,她就如同现在年轻人眼中的林丹一样,充满神奇,是一位神话级的人物。因为正是这个娇小的身躯带领中国羽球,从艰难起步到达了世界巅峰。

17年的羽毛球国手经历、17年的羽毛球国家队教练经历,昔日的“中国第一代羽毛球小花旦”如今已过花甲之年。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陈玉娘用港版普通话坚定地说:“最好的年华,都在羽毛球场上度过了,但我的青春无悔。”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羽球是印尼的国球,中爪哇梭罗市的球队被公认为水平最高,动作最漂亮,因此,被称为“羽毛球之城”。祖籍福建福清的陈玉娘正出生于此地。她是家里的老八,下面还有3个弟妹。虽然兄弟姐妹多,但是由于从小身体瘦弱,陈玉娘被父母兄长视为掌上明珠。

“梭罗打球的基本都是华人,大都来自福建和广东,即使会讲中文,也是各地的方言,相互之间仍然听不懂,所以华人之间也说印尼话。”陈玉娘回忆道。

从童年起,陈玉娘就喜爱羽毛球运动,不到10岁就参加了梭罗的两个羽毛球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都比她大,很关照她。“我打球认真,不管那个球再远,我也拼命去接,所以人家就喜欢带我打,也愿意指导我。而两个俱乐部活动的时间恰好是错开的,这样我每周能打5次球,运动量很大,可以请教的人也多。”

谈到喜欢打羽毛球的初衷,陈玉娘坦陈,“是因为打了球以后,我的身体变得很强壮,再也不生病了。”

很快,陈玉娘就展现了她极强的羽毛球运动天赋。继获得梭罗市少年组冠军之后,1960年,她又打败数名印尼国手,获得中爪哇女单冠军,从而轰动了印尼羽坛,印尼羽总当即看中了这个瘦小的女孩。

当年7月,陈玉娘便得到通知到雅加达集训,参加印尼国家青年队。但是,她没有去,8月底就与哥哥陈盛兴一起回国了。

“我哥哥那时打乒乓球已经得了印尼的全国冠军,他平时喜欢看中国出版的画报,有一期的内容是介绍国内怎么扶持体育运动,他看了很兴奋,就决定回国。”陈玉娘一听说回国可以每天打球,就和哥哥说:“好啊,我要跟你一起!”

但是,妈妈不同意,哭着问女儿:“为什么要回中国啊?家里有吃有住,还有佣人伺候,一个人回去不是吃苦吗?”

“可是当时学生回国很普遍,加上印尼已经开始排华了。”陈玉娘和哥哥从印尼乘船到香港,又从香港换轮船到了广州,回到了祖国。

到了广州,湖北、福建、广东体委已经知道了他们这一批回国华侨有几个人会打羽毛球,就派人来接洽。“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的消息。我虽然小,但在印尼也有点名气了,当时福建和湖北都派人找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省的球队。可我根本不知道湖北、福建在哪儿,因为是湖北队先找到我的,我就跟他们走了。而且,湖北派来和我们接洽的也是一位梭罗归侨,我们以前就认识,所以我和哥哥什么都没问就跟他去武汉了。”

当时,乒乓球有国家队,于是,哥哥很快进了北京,调到国家队去了。陈玉娘则入选湖北省羽毛球队。

包括陈玉娘在内,陈福寿、王文教、侯加昌、汤仙虎等一批羽坛大腕都相继从印尼回来报效祖国。中国羽毛球从此进入了世界羽毛球运动史的巅峰期。“当时我们这些归国华侨心里真的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打球凭的是一股精神,是爱和责任”

初到武汉,还不会说中文的陈玉娘首先在沟通上就遇到了难题,想家了、输球了、有心事了,所有的一切她都默默地和白色的羽毛球诉说,仿佛每根羽毛都承载着她的希望。

“当时我在队里是个怪人,因为不会讲普通话,报数时,我从来不发声音。”以至于后来获得冠军后,有新华社的记者要求采访陈玉娘,她便躲进厕所不敢出来。“那时候很害羞,怕被人嘲笑不会说中文。但是一到球场上,整个人就开朗起来了,什么都忘了。”

1963年,总理接见归侨运动员。“总理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听不懂,要靠我哥哥在旁边翻译,当时真是惭愧死了。我是代表中国的运动员,可是和中国人讲话还要带翻译,实在不像话。”从那时起,陈玉娘在打球之余苦学普通话,“从一、二、三、四学起,比学球辛苦多了。”

在湖北省羽毛球队,陈玉娘在名师陈福寿的指点下,进步飞快。“打球凭的是一股精神。如果问我们这一辈的运动员,为什么能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我们的回答便是,爱和责任。”

正是这种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羽球事业发展的责任感,促动陈玉娘拿着每月8元钱的工资,却在球场上挥汗如雨。“我在中国就一个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所以别人回家休息的时候,我都在练球。”

当时,湖北队只有一个女队员,8个男队员。一周一次队里内部比赛,陈玉娘总能排在前三名。“张株盛陪我练球最多了,几乎是随时。中午我不习惯睡觉,自己练球,他就来陪我练。我很喜欢动脑筋,有比赛我就观察,侯家昌、汤仙虎他们的技巧哪些适合我,哪些不对劲,我自己会改进。我的球技就是这么进步的。”

在湖北武汉近12年,陈玉娘哪里都没有去过,她只知道体育场在哪里,羽毛球场在哪里,还有饭堂在哪里。“我的努力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我相信天道酬勤,基本功扎实才是获胜的关键。规定早上6时起床练球,我5时就已经在训练场上了。我每天比别人多练一会儿球,日积月累就积累起一笔成功的资本。一天练1个小时和一天练8个小时,你说,谁会是冠军?”陈玉娘的声调总是不紧不慢,柔和中透着一丝倔强、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在队里,衣服裤子都要自己洗,知道我最厌恶洗什么吗?”陈玉娘笑着说,“就是袜子!因为每天要练上十几个小时,闷在鞋里的袜子不知道要被汗水浸湿了多少次,换下来的时候真是臭气熏天。”

陈福寿教练曾经这样总结道,其他人是被教练逼着训练,对陈玉娘则要限制训练。即便如此,执著的陈玉娘仍然要为自己加码训练,“开心了打球、不开心也打球,除了睡觉吃饭的时间,你能看到的只有拿着球拍跑来跑去的我。”以至于练到最后,她的女性生理都出现了异常。

也正是由于陈玉娘的勤学苦练,才练就了她堪称一绝的打球脚步快速移动与手法的运用。

不是世界冠军的世界冠军

回国后的第二年,陈玉娘就获得了全国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

1963年11月,陈玉娘以国家队主力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印尼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击败了所有的印尼国手,引起了巨大轰动。“记得那天我回到(印尼的)家,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女儿不但帮他们挣得了面子,更重要的是还为祖国争光了。”回忆起首次代表中国参赛并拿奖时的场面,陈玉娘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他们一点也不埋怨我当时抛下他们回国了。”

然而,当时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加入了由几个国家组成,但并不被国际羽联承认的世界羽联。“所有正规的国际比赛,我们统统不能参加。不过,我们也用自己的方法证明了自己。”

为了提高队伍水平、与国际羽球界接轨,中国队采取了访问比赛的形式来锻炼队伍。“哪个国家有世界冠军选手,就去哪个国家进行访问比赛。那时只要有比赛,体委就从各地方队抽人,临时组一个队。女队总是我和梁小牧、陈丽娟。我打单打,也和梁小牧配合女双。大家到北京集训一两个月,就出国比赛,这就是说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吧。”

就这样,陈玉娘随队出访了丹麦、印尼、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所向披靡,许多世界冠军都败在她的羽毛球拍下。

1965年,体委又组队访问丹麦和瑞典,女队仍然是陈玉娘和梁小牧、陈丽娟。结果,打了二十四场,全胜。“回国以后,副总理请我们吃饭,他说,‘学生(考试)怕吃鸭蛋,我今天就是要请你们吃烤鸭,要求你们从零开始,攀登高峰。’”

“不是世界冠军的世界冠军”这个说法随之在羽坛及大众中间迅速传播。

1972年1月,中国羽毛球队正式成立,陈玉娘成为第一批国家羽毛球队队员。在这期间,她夺得了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团体和女单的两枚金牌,同年荣获第七届亚运会女单和女子团体金牌。由于长相甜美,陈玉娘被媒体誉为“羽坛小花旦”。

从1960年到1976年,在17年的运动生涯中,陈玉娘在任何赛场上都是无敌的女“金刚”。她学习男子技术动作并加之改变的“快、狠、准”打法,就连男选手也犯怵。“只要站在场上不管对手是什么来头,我都不会考虑让球,把对方‘打死’是我惟一的念头。”很多人不禁惊叹,身材娇小的陈玉娘打起球来竟如此狠。

然而,“无冕之王”的荣誉并没有让陈玉娘高兴起来,“我为羽毛球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没有一丝怨言,因为我由衷地热爱这份事业。但如果要问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拿到过一枚奥运金牌。”

“选中一个队员就要为她一辈子负责”

1977年,陈玉娘在退役后担起了中国羽毛球队教练的重任。“我28岁结婚,一结婚就当了教练,每天早上6时出早操到中午12时;下午3时训练到傍晚6时30分;7时开会,回到家就已是快10时了,整个人已经筋疲力尽。所以直到38岁时,我才决定让儿子来到人世。我的青春,全给了羽毛球。”

“我一般会从各省市亲自挑选队员,先在国家队集训两三个月,有发展前途的就留下来,加以培养。第一批时,我抓了11名队员,基本上都成功了。”陈玉娘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十几个世界冠军,而且并不是从众多选手中产生的,而是培养一个就成材一个。

获得16枚世界羽毛球大赛女单金牌的韩爱平,8次获得女双世界冠军的关渭贞,还有黄华、唐九红、李玲蔚、尚幅梅、劳玉晶、韩晶娜、吴文静等羽坛明星,直到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女单冠军的张宁,都是经陈玉娘发现、选拔和培养的。

陈玉娘透露,“选队员最根本的一条是看能否吃苦,训练时能否自觉,能做到这点,技术就不成问题;其次才是身体条件。唐九红就曾练到脚趾甲都掉了还不下场地,脱下鞋后能倒出血来。”

由于每次选上来的小队员一般都十三四岁,以前连衣服都不会洗的陈玉娘却要照顾这么多孩子的生活。“一周里有6天,我都是和队员在一起的。星期天,她们来我家里,唱歌、跳舞,随便怎么玩都好。”

陈玉娘有一双慧眼,更有一颗善良的心。“选中一个队员就要为她一辈子负责,因为队员从小跟着你练,到后来出不了成绩,岂不是耽误人家一生?所以我既然带她就一定要出成绩,否则不如不带。”

当教练17年,陈玉娘称印象最深的比赛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那是奥运会第一次把羽毛球列为正式项目,也是她惟一一次带队参加奥运会。

“我们全部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队员的压力都太大,我自己都很紧张,但是我不能讲,不能暴露出来。而且当时传言很多,说如果拿了金牌,会有奖金,有的说100万,有的说200万,全国都很狂热。像唐九红是湖南的,省里也说要给房子什么的,队员的心就乱了。我一向给学生做工作都很成功,但那次没效果了。我们很早就为奥运会做准备了,对国外的主要对手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训练。可是即使你技术高超,面对压力能发挥出几成也很难说。”陈玉娘说,“回国以后,队员们都很沮丧,没有办法,还是要练,因为之后就是汤尤杯,结果打得很好,都憋着气的嘛。”

1979年起,陈玉娘担任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1986年5月3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授予陈玉娘“卓越贡献奖”,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她和侯加昌、李玲蔚三人获此殊荣。之后,又将陈玉娘归入国际羽联“名人堂”,以表彰她为羽毛球事业作出的贡献。

如今,虽然已年过花甲,但是陈玉娘依然喜爱运动,“我还是那个陈玉娘,但已经从小姑娘变成了阿嬷――我依然跑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