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过年如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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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质丰富后，以“吃”为主要特征的节日如果没有精神意义的加入，肯定会变得越来越乏味。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怎么来挽救我们的“节”，来挽救我们表达快乐时的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的方式？
年年都问如何过年，如果有回答，这些回答年年不同，但大多数是没有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每年都在过年，想逃都逃不掉，但是却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过年，“过年”这个词语很古老也很生僻，在它古老的方式和含义早已经被颠覆的时候，却没有人再想过为它创造一种新的方式和新的含义，于是“过年”只能是各人过各人的，想怎么过怎么过，只是因为一定要过，就像一道门槛一样，所以“不知道”怎么过的人勉强地过着。本刊记者特别选择了一部分20-40岁的人们进行了对于过年的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个年龄段，是因为他们是传统和现实的交汇，是这个社会的活跃分子。正是因为这些特征，他们对于过年的感受是复杂的，并且影响着风俗。
记者调查一：过年是什么？
最讨厌过年
古军，男，32岁，美资公司市场总监
古军在听到记者问打算如何过年的时候，这个英俊潇洒甚至有些酷的男人突然两眼迷惘，说：“没有打算过。”停顿了一下后，说：“我最讨厌过年。”
记者：你为什么讨厌过年？
古军：我不知道这“过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过年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古军（皱眉）：那还叫过年吗？我每个周末和每个假期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如果按照你说的，过年和周末、放假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讨厌过年的原因。既然叫“过年”，它就应该有它专门的内容和方式，和别的日子是有区别的，比如中秋节是吃月饼赏月的，清明节是扫墓的，这些内容平时都不会有。但是你看看现在过年，有什么是和平时不一样的？
记者：那你完全可以别把过年当过年嘛。
古军（苦笑）：这可能吗？它就有这么个“节”在那里，你能视而不见吗？每年过年我都很难受，明明叫“过年”，可是我就是感觉不到它，好像一个人，名字就是个符号，叫张三也可以，叫李四也可以，“过年”就是这七天的符号，给这七天换个别的名称好像也完全可以。其实过年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节日，却没有符合它的方式，在家不是吃就是睡，串个门聚个会，一点意思都没有，简直是浪费时间。
记者：那你觉得过年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
古军：这不应该是我想的问题，也不是我想得出的问题。我觉得人家西方在“过年”这种辞旧迎新的节日方面就做得很好，民间的政府的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有统一的有趣风俗，比如圣诞节有圣诞树，在小孩袜子里放礼物等等，到处都有气氛。不像我们，除了电视晚会就是吃。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风俗，怎么到现在就没有了，一点痕迹都不留了呢？
记者：再讨厌还得过啊，这7天你不能当它是假的。
古军：到时候再说，也只能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了。
不觉得这是过年
沈依杨，女，30岁，软件工程师
沈依杨面对记者关于“今年过年有何打算”的问题时，干脆利索地回答：“什么过年，我从来不把这7天当过年。”
记者：什么叫不把这7天当过年？
沈依杨：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过年，在我心里，过年就是这一年结束了，下一年开始了，是个时间概念。如果要把它当作一个节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过年”不够资格作为节日，顶多就是个假期。
记者：为什么你觉得“过年”不够资格作为节日？
沈依杨：什么叫节日？节日就应该是特殊的日子，比如国庆节、妇女节，都是有主题的，然后围绕这个主题有特定的表达方式的。可是现在这“过年”有主题吗？根本就没有，所以也就没有特定的表达方式可以遵循，说穿了，想开心都不知道怎么开心啊，这难道也能算是“节日”？
记者：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嘛。
沈依杨：不对的，节日本来就是公共的，当然要有共同的方式。又不是生日，可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其实我是很希望我们的“过年”能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不要就是大家凑齐了吃，现在每天都能凑齐了吃。要么就是凑齐了走，现在过年都快成旅游节了。我就很羡慕古代人，那时候只要是过节，都会有专门的方式。
记者：那你打算这7天怎么过？
沈依杨：照样做自己的工作，和平时一模一样过。
过年也是义务
陈宁，男，32岁，书商
32岁的陈宁是记者的好友，一个在业界小有名气的书商。当我问他如何过年时，他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事后陈宁解释说自己当时觉得一个时尚男子突然对过年的话题感兴趣难免有些“不合常理”。
记者：为何你觉得对过年的话题感兴趣就“不合常理”？
陈宁：现在还有几个人关心过年该怎么过法啊，要么是老人。
记者：谈谈你对过年的看法。
陈宁：这几年过年我一直都觉得我算不上是在过年。前年一个人在新装修的房子里吃速冻水饺看电视，去年和几个单身同事打了几晚上扑克牌，然后睡觉上网看碟就混过去了。
记者：这样过年挺孤独凄凉的。
陈宁（笑）：凄凉谈不上，孤独有一点。但是这样也挺好，总比那种走亲访友大吃大喝好，那才叫无聊。
记者：那你觉得过年应该怎么过？
陈宁：其实我也不知道过年究竟应该如何个过法，我看大家都不知道，没什么有趣的事情让大家都喜欢做。既然过年没有统一标准，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了。今年我买了辆车，准备开回江西老家过年了，好几年没回去，去看看老人。
记者：家乡的过年一定很有趣。
陈宁：也差不多，没啥特别的。我这个年龄，过年其实是一种义务，去看望父母长辈，表表孝心，和他们拉拉家常，听听他们的唠叨，让他们心里多少得到些宽慰；要给小外甥、小侄女发压岁钱、还要给公司的员工发红包……这些，都是我过年并把年过好的义务和责任。（陈宁此番对过年的定义，周围其他二十五岁到四十岁的同事纷纷点头，表示认同。）
过年是一种责任
邵滋阳，男，32岁，放射科医生
邵滋阳去年刚从国外回来，提到过年的话题，他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过年是一种责任。”
记者：在国外过年和在国内过年有什么不同吗？
邵滋阳：我有四年没在中国过年，去年是回国第一年。在国外，中国人特别讲究过年，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感觉特别有气氛。可是回国后，一样的事情，气氛上却没有过年的感觉了。有时候想想，怎么咱们中国人过节除了包饺子吃团圆饭就没有其它开心的方法了呢？在国外，因为我们是少数，所以还满希奇，在国内，大家就这点事，就不值钱了。周围人都说现在过年不过年的都一样，但我觉得就算一样也得过，过年是一种责任。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邵滋阳：人活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光为自己活的，身边有很多人都希望在过年的时候得到祝福啊，看望啊，相聚啊，虽然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平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但是既然身边的人在过年的时候需要，我就有责任给他们。再说，过年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没出过国的人不会有这种体会，在国外，平时都叫着外文名字，拼命想融入人家的主流社会，就怕别人老记着我们是外国人。只有过年的时候特别觉得自己就是个中国人，一点都不自卑。所以回来以后，觉得要对得起这个节日，这也是一种责任。
记者：那你打算怎么来完成这个责任？
邵滋阳（笑）：吃团圆饭，放鞭炮，给孩子压岁钱，走亲访友，总之过年该做的都做到。
记者：觉得快乐吗？
邵滋阳：不是快乐的问题，是应该的问题。要说快乐，恐怕还谈不上。
记者：那你觉得怎样过年才会快乐，而不仅仅是责任？
邵滋阳：不知道，先把责任完成好吧。
过年好好休息
施东很忙，越到年底越忙，在忙碌中说了一句现在很少有人说的话：“我现在就盼着过年了。”
记者：为什么盼着过年，好像你很喜欢过年。
施东：是啊，我这人活到现在，一辈子都在盼过年。小时候过年从腊月初八就开始盼。买的衣服先搁着不让穿。所有的菜都得在大年三十以前做好，家里来了客人就热着，肉倒是越来越烂了，弄六个菜全搁在一块儿了，反正也瞧不出哪个菜是哪个菜。那时过年压岁钱加起来顶多就是二块五毛钱，那就算很多了，而且这二块五毛钱能让你控制，大人不要就不错了。现在想起来，那时过年真是穷开心。后来富裕了，想吃就吃想穿就穿，也有钱了，可还是盼过年。
记者：盼什么呢？
施东：盼休息啊！一年忙到头，就指望着过年那几天在家休息。说实话，现在过年最大的价值就是休息了。除了休息，过年时其他的东西平时都有，只有休息平时没有。
记者：那过节的快乐呢？
施东：是人都喜欢快乐，可现在过年也找不到啥快乐的事情啊。电视就那点老套，串门走亲戚也累人，形式主义。我这人其实挺要快乐的，可找不到快乐还不如在家好好休息。你看看大街上那人潮，看着就犯晕，哪有啥快乐。
记者调查二：高校不归族
回家过年，这在国人的心中已成为一个定式。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到了春节，你会在各处看到急匆匆赶着回家的人们。但近来在沪上大学中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假期“留守族”。
以往一到寒假，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急匆匆赶着回家过年的学生。但今年寒假却与往年不同，大批学生选择了不回家过年，“留守”在学校。据悉，在华东师大01级的某班中，30多名外地同学中决定今年过年不回家的竟然有12人之多。交大、同济、上师大的情况也相似。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身在异乡的学生选择独自过春节呢？记者采访了其中的几位。
家在山东的小赵说，“其实过年不回家也没什么具体的理由，就是觉得回去也没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走走亲戚，和同学聚会。在家父母总是要唠唠叨叨，自己一个人在学校看看书，做点自己的事情，这样会更充实一点。难道过年就一定要回家吗？难道我不回去父母就不过年了？每次回去其实跟他们也呆不了多久。刚回去的几天还好，过几天就感觉和父母没话可说了。”
往年放寒假不回家的大学生，大都因为“路远家贫”，但今年不同，大部分学生是“路近家富”也不回家。华东师大学工部的一位老师认为，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回家过年，并不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是想换一种新的过年方式。
对于大多数“不归一族”而言，利用寒假打短工来锻炼自己是首选。同济大学计算机系二年级的任红就是其中一员。她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得很顺利，加上家庭条件还不错，从未经历过社会的风浪。今年寒假，她决心要锻炼一下自己。正好一家公司招打字员，她就愉快地去应聘了。每天要工作８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干到很晚，而一个月只有800块钱收入。
任红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份活又累收入又少。但是我打工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早点接触社会，增长见识。”
任红说，每年过年都和家里人吃吃喝喝过春节，慢慢地就产生了一种腻烦感。今年在工作中过年，一定会很充实。她称这是她“自立的第一个新年”。
外表纤细文静的陆敏是个杭州女孩，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陆敏是个十足的旅游爱好者，今年寒假她已和家在苏州的男友约好一起去拉萨，估计除夕夜会在布达拉宫度过。陆敏说，刚开始家里人是不赞成她这种度假方式的，而且也难以找到游伴。不过近年来春节不回家而外出旅游的大学生多了，家里人也已经习惯了她东奔西跑的度假方式，现在一般都会放行。她说：“换一种过年的方式，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乐趣。”
在采访中，很多同学都表示了对不回家过年的理解。他们认为：传统的过年方式意义不大，倒不如寻找一些新的方式。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不回家过年的学生是为了逃避家庭的束缚，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小城市或农村的学生，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开始对家庭或家乡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和厌恶感，发现自己和父母已有了隔阂，很难与他们进行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于海老师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学生的恋家心理逐渐减弱有关，与父母产生距离，留恋大城市，这些的确是一部分同学在春节不回家的重要原因。“以前的学生寒假不回家是因为家庭困难，回去的花费较大；现在的学生不回家主要是对家庭这个概念太过淡薄，独立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家庭亲情。”
记者手记：中国节的尴尬
去年12月24日，记者下班后在上海最繁华的大街上居然打不到一辆出租车，于是靠了两只脚走了三个街区，大街上人满为患，仿佛一城人倾巢出动。为了找一口饭吃，记者又走了三个街区，任何一家只要勉强算得上干净的饭店都没有一张空椅子，连街边的卖羊肉串的铺子都排着长队。其实连续几年的这一天都是这样一副情景，尽管这一天通常都很冷，但是女孩子的裙子却格外地鲜艳，化妆格外的靓丽，这一天晚上有没有PARTY，有没有邀约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还年轻，是否还受重视和欢迎的标准。问为什么吗？答曰：圣诞节啊！
今年10月31日，记者和朋友在上海新天地的嘈杂里谈事情，周围“妖魔鬼怪”无数，一身段优美的女孩子穿着合身旗袍，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李慧娘”似的“薄命红颜”，并同时手拿画笔在把一个男孩涂抹成钟馗。三两个披着尖顶黑披风的“死神”晃悠在人群里，一直晃悠到新天地外的南昌路上，又晃悠回来，嘻嘻哈哈地操着一口上海话，在人群里碰见个“南瓜脸”和将“累累白骨”一根根画在黑T恤上的“骷髅”，彼此又是跳又是拥抱，快乐感染着旁观的人也跟着笑。有了些年纪的朋友看得津津有味，笑完了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告诉她今天是西方的“鬼节”――万圣节。
当然还有每年2月14日情人节的玫瑰花和巧克力，男男女女在这一天里会自发地格外注重和爱情相关的一切东西，包括情绪。如今更有了感恩节，在这一天里手机短信非常繁忙，人们互相表示着感谢和在乎，收到的即使昨天还不知道感恩节为何物，从今天开始也会牢牢记住这个节日。
只是――用上海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提问句式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和我们有关系吗？这所有的快乐的、缠绵的、有趣的、感人的，总之是令人觉得和平时的日子是完全不同的所谓节日其实和我们毫无关系。
说实话，在12月24日真心狂欢的人们在12月25日凌晨便会恢复常态，并不在乎在圣诞节的祖国，这一天才是真正的节日。
在2月14日关注着爱情的人们几乎都不知道2月14日的来历。而万圣节的“精灵鬼怪”们除了在大街上晃悠，也不知道这个西方的节日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内容。至于感恩节，发着手机短信的人们绝大部分不会在这一天特意去弄只火鸡吃吃。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人们还是照样把这些本不属于我们的所谓“节”过得有声有色，全力以赴和兴高采烈。
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中国节除了有“节”这个字，其它什么都没有。春节、五一、十一，它们与其说是“节”不如说是“假”，在为生活奔波的忙碌里有一个长一点的间隙，用来喘口气、歇个脚，是放大了的周末，既然是周末，有谁会去操心是不是要有一点“中国特色”的实质内容和全民皆欢的表达方式。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在日历上出现的名词则是美丽的传说、节气的代名词，在奔忙中早已经久久忽略，谁还会想得起来雄黄酒和那插着一柄小旗帜的重阳糕？所以当说到我们的节，我们也许只剩下“祥林嫂”似的回忆，只是这回忆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模糊了，因为对比的消失，所以我们渐渐也就麻木了忘却了。
记者去年在西北那个沙漠边缘穷得连给孩子看病都不舍得的村子里见识过那里的中秋。二十几户甚至看不到未来的人家在这一天无比快乐，拿出平时不舍得吃的面粉，掺上点珍藏的白糖和食油，认真地快乐地亲手和面做月饼，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男人们喝着劣质的白酒满面红光，女人们浅笑低语柔美无比，这一切全因为是过节，在惨淡的生活里依然还能看见一轮圆月，笼罩着一幅合家欢。这一切令在场的记者们几乎热泪盈眶，这才是“节”，而不是精致包装里的所谓“应景”。
于是总有人说，还是当年物质贫乏的时候好，那个时候知道什么是“过节”的滋味。只是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在贫穷和落后里才能享受“节”，才能仅仅因为到时候可以穿一件新衣服、吃一点肉而觉出“节”的滋味，那我们是不是太可怜了？当物质丰富后，以“吃”为主要特征的节日如果没有精神意义的加入，肯定会变得越来越乏味。
我们可以让自己拒绝外国人的“节”的侵略，但阻止不了根本没有回忆也不屑接受别人回忆的越来越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当看着他们在别人的“鬼节”里装神弄鬼却不知道我们民族的“鬼节”时，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怎么来挽救我们的“节”，来挽救我们表达快乐时的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的方式！
结语：
方式的错位
每每在过年时节看见大街上奔驰而过的花车，总觉得是喜上加喜，锦上添花的快乐事情。但是等细究起过年和结婚这两重快乐，却发现当这两重快乐各自的方式出现了问题，这快乐就有了些尴尬。
婚礼本该是一出只有男女主角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做主的却是庞大的观众，要主角们抹掉个性，顺从民意，按照规矩，追求标准，就好比电视里的言情剧，观众早已习惯了该在哪里笑，该在何时哭，尽管剧情雷同，但因为习惯所以轻松，否则便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必须“重来”。
过年则本该是一部“众乐乐”的狂欢大戏，好比一部热闹的舞台剧，集合了所有的人，没有观众，只要是中国人，尽可以在过年这个舞台上跟着节拍按着舞步合着剧情纵情欢乐，然而事实是这个舞台上面一片混乱，有人在旁观，有人在离开，有人在想怎么样就怎样，没有快乐的主题，缺乏共同的节奏，于是谁都渐渐缺乏兴趣，终于冷场。
如果个性的快乐被共性剥夺，这种快乐搀杂了无奈。如果共性的快乐被个性分解，这快乐便变得残缺－－一切缘于方式的错位。对于这种已成风俗的错位，我们能做的只有改造和重建，如此快乐方能被真正拥有并且保持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