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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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东方哲人的思维是综合式的，直观而充满了智慧，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天地万物的由来，我们的祖先只是泛泛地做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类的断定，便算是完成了答卷。至于这样断定的根据何在，万物如何生于有，有如何生于无，他们似乎不屑顾及。

西方哲人比较喜欢寻根刨底，一下笔便是长篇大论的分析、演绎。对于天地万物的由来，多问几个为什么，便免不了要认定它们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因为天地万物是如此的复杂、有序，怎么可能自然形成呢？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佩利因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手表类比”：试想你经过一片荒野，脚踏在石头上，你可能会假定这些石头一直就在那里，而不会追究它们是怎么来的；但是如果你在地上见到了一块手表，你就会奇怪它怎么会在那里，而且你知道这块手表一定是由某个手表匠制造出来的。他由此推论说：

“在手表中存在的每一个加工的迹象，每一个设计的表现，在大自然的产物中也都存在着；并且，大自然的产物远胜手表，超出了一切人为的计算。”

既然手表一定有一个创造它的手表匠，大自然也就应该有一个设计它的万能的设计者，也就是上帝。

佩利的“手表类比”一经提出，怀疑论者休谟等人就在逻辑上给予反驳：手表匠要利用材料才能制造手表，而上帝却要从无中创造出自然界，二者不是一码事。机器有许多许多种，如果你在沙滩上见到一辆车，见到一台收音机，总不至于认为它们也都是由手表匠制造出来的吧？依此类比，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产物，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设计者，而不应该只有一个上帝。如果一块手表不是完美的，我们就可以推知它的制造者不是完美的；因为自然界并不是完美的，所以上帝也就不是完美、万能的了？

这个类比在逻辑上还有最致命的一点：它先假定大自然没有加工、设计的迹象，所以荒野中的手表才会显得突兀；但是它马上又假定大自然充满了加工、设计的迹象，所以才像手表一样需要有一个设计者。这样，这个类比就不是自洽的，在逻辑上也就不成立了。

然而，尽管“手表类比”在逻辑上被驳倒，但天地万物的由来问题却并不因此而得到解决。如果我们不能对自然界，特别是最为复杂的生物界的起源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上帝的阴影就无法排除。到了19世纪中叶，现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对生物界复杂性的起源交出了第一个科学答案：自然选择完全可以代替上帝作为生物界的设计者。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复杂的生物体可以经由最简单的生物体一步一步进化而来。佩利曾经拿人眼跟望远镜做比较，推断只有上帝才能设计出构造远比望远镜复杂、完善的人眼。因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专门用一节讨论了眼睛的进化，通过比较现存生物或简单或复杂的眼睛，证明人眼并非不可能从无到有，从简单（比如单细胞生物的眼点）到复杂逐渐进化而来。他非常自信地写道：

“如果有谁能够证明存在着任何一样不可能经由为数众多的、逐渐的、轻微的改动而形成的复杂器官，那么我的理论将绝对破产。”

130余年过去了，虽然一直有人声称达尔文的理论已经破产，但实际上在经过修正后它仍然坚如磐石。在生物学界，自然选择依然被公认为最重要的（虽然并不是唯一的）进化动力。在今天，当我们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体时，生物进化就变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生物体在分子水平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既然一个受精卵经过十月怀胎以后可以发育成一个人，单细胞生物为什么不可能进化成人类呢？单细胞生物和人的受精卵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极为相似，最本质的差别是遗传信息的不同。但遗传信息的载体对于所有生物体来说都是相同的，都是DNA；而DNA依据一定的速率在不断突变，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只要对于每一次突变的结果有一个选择的机制（比如自然选择）确定其突变的方向，人类完全有可能由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

这是对“万物生于有”的回答，而“有生于无”呢？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避开了生命起源的难题，而把它留给了上帝，但在私人通信中他却认为第一个细胞可以经过化学反应自然形成。到了20世纪20年代，俄国科学家奥佩林开始正式回答这个难题，提出了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假说，即在原始地球条件下，无机物可以自动合成生物小分子，生物小分子可以合成生物大分子，进而组成原始细胞。在之后的70年中，“化学进化”假说的各个步骤在实验室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模拟；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RNA自我催化现象的发现和研究使我们知道，RNA无须借助蛋白质就可以自我复制和把氨基酸（蛋白质的组成单位）合成肽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生物学界的“究竟是先有核酸还是先有蛋白质”的问题，使得“化学进化”假说在生物学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这样，“上帝的阴影”就已完全被从生物界驱除出去。对于生命现象的解释，今天的生物学家已完全不需要有全能的设计者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