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的分家习俗兼谈蒲松龄析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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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学专家们在文章中谈到蒲松龄“析箸”时，都认为由于蒲松龄嫂子的强梁，刘氏夫人的憨厚，蒲松龄吃了大亏。其实这一观点是片面的。分家，是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大事，要严格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蒲槃这儿子分家，也不会例外。本文从淄川地区的分家习俗进行分析，认为蒲松龄“析箸”时所分得的土地、房产基本上合理。嫂子们“弃朽败，争完好”而“刘氏默若痴”的，既非土地，也非房屋，只是《行实》中所说的“杂器具”而已。

关键词：淄川习俗；蒲松龄析箸；土地；房产；公平合理

中图分类号：K892.92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析箸”，是蒲学专家们经常涉及到的内容。就见到的文章来看，其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由于蒲松龄嫂子的强梁，刘氏夫人的憨厚，蒲松龄在分家时吃了大亏：

分家又分得很不公平，因为这两个嫂嫂又能打又能叫又能抢，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非常贤惠，沉默寡言躲在一边。分家的结果是蒲松龄分到农场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只好借了门板安上。他分到了二十亩薄田，二百四十斤粮食，只够吃三个月。 （马瑞芳《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据蒲松龄自己所作的妻子刘氏的《行实》等材料看，在处理兄弟关系上，他处处忍让，顾全大局。当他与几个兄弟年龄渐大，家族内部关系日见复杂，不得不分家的时候，几个兄长、嫂子在田产、房屋上挑肥拣瘦，占尽便宜，他却像个傻子一样听凭处置，最后只分得一块薄田与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屋。

（韩田鹿《〈聊斋〉作者蒲松龄分家时为何甘愿被兄嫂欺负》）

笔者认为，不知是上述专家对淄川分家习俗的不了解，抑或忽视，以上观点，都是不全面甚至错误的。

或问，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写得明白：“乃析箸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荍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而刘氏默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岂非蒲松龄所得，远差于其兄弟？

正确理解这段文字，要从“分家”这一父母与子女处理财产权益的习俗及操作方式说起。

俞江先生《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继承法移植》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分析了自康熙三十二年到民国九年的32套分家的分书，对自清初到民国年间分家的习俗作了全面的阐述。

对于分家的法律依据，俞先生文中引用了《大清律例·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律文：“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并分析道：“从律文看，析产必须‘均平’。”“分家必须均平。不均平者，责任由尊长承担。”

对于分家过程的参与者，俞先生文章中介绍共有三方：一是主持人，即父亲、或者母亲，父母均去世后则由兄弟；二是受产人，即将分居独立生活的兄弟们；三是其他参加人，包括参加分家析产活动的亲属、朋友、见证人和代书人。其他参加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族长、娘舅、堂伯叔兄弟等有亲属关系的人；一类是无亲属关系的代书人、中见人等。参与人见证了分家，并使分家情形在邻里范围内得以公示。

对分家的具体步骤，俞先生在“程序”一节是这样介绍的：

1、“品搭”家产。“品搭”家产是按照兄弟数将家产分为数份。“品搭”或分割的原则是均平。家产搭配不均，不但为将来埋下矛盾的种子，而且也被法律禁止。可以说，“品搭”家产是整个分家过程的核心，它是一个多方协商和默会的过程，实际以取得当事人的共识为有效。但在当事人难以取得共识时，平均搭配和分割就是认同的底线。

2、制阄拈阄。家产“品搭”后，经过宣布，就可以制阄了。每个阄编订一个号，如两兄弟分家可制作“仁”、“义”两号，代表从大家庭中分出的支派或房的名号。制阄完毕，即由兄弟拈阄。拈得的某个阄号代表分得的财产。

3、订立分书。拈阄完毕，分家的目的已经达成，数个小家庭已经产生，兄弟间即可按阄“管业”。但为使分家结果得以公示，往往会履行订立分书的手续。分书的制作，一方面记录了分家过程、分得财产等内容；一方面为昭示郑重。阄书可由家长亲笔，也可由人书写。

分书制作完毕，由主持人、受产人、中人等署名画押。从此，兄弟各执一份分书，用为“管业”凭证。分家程序告一段落。

从笔者的见闻以及参与过的分家过程来看，俞先生文章中涉及分家的原则、参与人员及操作程序，与淄川的分家习俗完全相同，且至今日并无改变。同样是在父母、至亲（主要是娘舅）、族众（多为伯父、叔父）监督下，将所分财产以“平均”为原则进行搭配，做成阄；然后参与分家的兄弟当众拾阄；人（淄川俗称为“代字”）将家产分配结果写成文书（称作“分书”或者“分单”），父母、至亲、族众及代字签名盖章或按手印，兄弟各执一份，分家完毕。特别说明一点，按照传统规矩，分家过程，只允许兄弟参与，妯娌根本不能介入。

反观蒲松龄“析箸”。作为知书达理，“文效陶邓，器识超远，淹博经史”的蒲槃为儿子分家过程，肯定也要遵循上述基本原则和程序，绝不可能违背“公平”的原则，将家产任诸子、子媳挑选，留后患，造纠纷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蒲槃不按照上述程序分家，作为亲戚和家族间的长辈、兄弟也不会允许。

那么如何来理解蒲松龄在分家中的“吃亏”现象呢？笔者的看法是：

一、“授田二十亩”，兄弟四人是均等的。

二、“荍五斗，粟三斗”也是兄弟均等的。数量少，是因为“时岁歉”，蒲松龄说得很明确。

三、“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也是拾阄的结果。这“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作为搭配好的一份，如果不是蒲松龄分到，也会是别的兄弟分到。

四、嫂子们“弃朽败，争完好”而“刘氏默若痴”的，既非土地，也非房屋，《行实》中说得很明确，是“杂器具”，也就是锄镰锨镢，锅碗瓢盆之类日常用具。这类器具因同种有多件，故而在搭配时往往只写某物一件或几件，不会具体到哪一件，才可能出现嫂子们挑肥拣瘦的局面。

也许有人认为，“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同“夏屋、爨舍闲房皆具”相比，差别太大，当初的搭配是否太不合理呢？笔者做了这样一种推测：蒲松龄分到的房屋固然破败，但是他分到的宅基地即所说“农场”面积是相当大的，可以作为房屋狭陋的补偿。

同是在《述刘氏行实》一文中，蒲松龄即有这样的叙述：“后又生一女三男：次箎，次笏，次筠，十余年，渐自成立。为婚嫁所迫促，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而一亩之院，遂无隙地，向之蓬暮，悉化茅茨矣。”这说明蒲松龄当时分到的“农场”有一亩之大，除了原有的“老屋三间”之外，还又在上面给四个儿子盖了房屋。不仅如此，从“因与沙釜一，俾各炊”句来看，四个儿子家的 （下转第134页）

（上接第126页）

厨房也应当是有的。虽然蒲松龄说“向之蓬荫，悉化茅茨”，但之后在他49岁时，在园中建了“绿屏斋”，有《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一诗记此事；58岁，在房舍东侧又建一茅屋，名“面壁居”，有《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诗记此事；到74岁时，家中又建了“磊轩”，有《磊轩落成示箬》记此事。我们可以想像，这一亩之大的“农场”，解决了蒲松龄和四个儿子建房对宅基地的需求，这一优势，恐怕其他兄弟不存在，说明当时分家时，房产的搭配，基本上是合理的。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并没有真实的凭据。不妥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