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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柯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身体政治。在他那里,规训机构通过作用于身体对人实施控制。福柯的身体政治意义重大,它提供了对权力新的理解、开启了空间政治的研究、为消费社会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对“新社会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他的身体政治存在着缺乏宏观维度、良好的政治策略及意识形态维度的片面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福柯;尼采;身体政治;空间政治;规训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6-0017-05
一、福柯的身体政治
福柯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身体政治。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直接受惠于尼采。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康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一直存在着意识与身体的对立。意识举足轻重,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身体或者被压制、或者被视为罪恶之源、或者被认为微不足道。身体在西方传统理论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一现象直到尼采才发生改变。尼采可以说是第一位将身体提高到哲学高度地位的哲学家。在他那里,权力意志就是身体,身体就是一切[1](pp711)。正如用权力意志去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尼采用身体正是为了反对西方传统意识哲学。福柯堪称尼采的忠实信徒,福柯在历史、主体、权力,当然也包括身体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因此他又被视为新尼采主义者。
在福柯那里,身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各种社会控制机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构都是通过身体作用于人,达到规训和控制人的目的。福柯一生都非常关心权力的运作问题,他认为从古典时代开始,身体成为了权力运作的对象和目标。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直言:“身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系所控制时,它才可能形成为一种劳动力;只有在身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2](p27)。所以,他认为,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否认身体的现实性而更加青睐于意识和灵魂的做法。在他看来,权力的运行是物质的、身体的和物理的[3](p57)。因此,福柯称自己的理论为“身体的政治技术学”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福柯对身体政治分析的最佳案例是他对监狱的考察。监狱是一个绝佳的规训场所。在这里,微观的规训权力无时不刻地对囚犯发生作用,施加影响,其权力运作的方式就是通过囚犯的身体。监狱里的犯人们要接受各种强迫、层级监督、全景敞视监狱的监视、各种力量编排、分类和管理、接受纪律检查、从事体力劳动以及各种心理学测试和研究。福柯认为,这种监狱模式适用于整个社会领域,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和工厂等皆是如此。整个社会类似一个大监狱,就如韦伯所说的“铁笼”。
在福柯看来,身体政治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两个层次:“人口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他们是权力发展的互相关联的两极。前者指的是规训权力对个体身体的矫正、对身体能力的提高、力量的榨取,培养出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并使身体整合到经济控制内。后者是以整个物种的身体为对象和中心。人口的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等问题成为权力关注的焦点。福柯称这种身体政治为生命政治。通过对这种身体政治的考察,福柯意在得出两点结论:其一,身体政治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身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4](p91)。其二,权力的目的不再是杀戮和暴力,而是从头到尾地调整身体,控制生命。
二、福柯身体政治的贡献
(一)开启对权力的新理解
福柯的身体政治对当代社会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它开启了对权力的新理解。福柯说:“我们关注的是‘身体政治’(Body Politic),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身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身体”[2](p30)。Dreyfus和Rabinow甚至认为,身体对于福柯来说,并不只是话语的焦点,而是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力的大规模组织之间的唯一一种关联[1](p72)。所以身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实现福柯微观权力运行的工具,它使福柯对权力的独特性之理解成为可能。考古学期间的《疯癫与文明》,福柯就为我们展现了微观权力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矫正病人的身体。在谱系学阶段,尤其是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微观权力作用于身体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与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2](p200),所以,它致力于打造有用而驯服的身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性史》告诉我们,性没有受到压抑,相反,它是活泼的,是权力关系建构的产物。那么身体政治对权力带来哪些新的理解呢?
福柯说,直到19世纪,人们才理解了剥削的本质,但是直到20世纪人们还未完全理解权力的本质,对于后者来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无法帮助我们。福柯所理解的权力跟以往的权力观有着重大不同。一般人们所理解的权力是一种宏观的压迫性的权力。比如,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里,权力运行于国家、阶级、政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围内;国王或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对臣民或无产阶级形成一种压迫性的权力关系。这种传统的权力观被福柯称为“国王的头颅”。相反,福柯的权力指的是一种运作于医院、精神病院、学校、军队和工厂等规训机构并通过作用于人的身体而实施对人控制的微观权力。
福柯身体政治所展现的规训权力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权力是生产性的。传统政治理论一般都认为权力是压迫性的,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但福柯所理解的权力与之相反。对于直达并干预身体,对生命负责的权力来说,它就是要生产、培育、规范和调整各种力量。它是一种让人生,而不是让人死的权力。基于此,福柯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性没有被压抑,相反,它是活泼的。他也不同意人本主义赋予人永恒的、不变的人性的观点,福柯认为,人是权力/知识内在交织建构的产物,诞生才二百多年。
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权力是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施加于人,控制人。福柯的权力观拒斥这种观点。首先,按照德勒兹的解读,福柯的权力就是一种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的特性就是力量,除了力量外,不再有其他客体或主体。暴力仅是力量的伴随物。对于福柯来说,权力超越了暴力,无法由暴力所定义。其次,意识形态也是福柯根本拒斥的。因为意识形态必然涉及真假的问题,而福柯更看重真理如何在话语中被生产出来。意识形态也必然涉及主体和客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福柯来说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不关心权力从哪里来,由谁所有,他更关心的是权力的运作。在他的眼里,权力的运作只是和身体和生命打交道的问题。
(二)开启空间政治的探索
福柯身体政治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它开启了人们对空间政治的探索。福柯与列斐伏尔一样堪称空间理论的奠基人,对当代空间理论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他宣称自己对空间问题着魔,认为当今的时代或许是一个空间的纪元。福柯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并置、比肩、同时性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点与点之间所形成的世界经验远多于时间所形成的世界经验。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他的空间理论是与身体政治紧密相关的。
福柯早在1961年所做的《疯癫与文明》中就已经涉足空间问题,并具体地讨论权力的空间化。其中,讲述了疯癫如何做为理性的对立面被隔离,进而被治疗的过程。福柯说,对疯癫的治疗“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疯人的身体被视为明显而确实的疾病显现部,由此产生了物理疗法”[5](p148)。福柯的空间的分析的最佳案例还是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的分析。他一生最为关心的就是权力的运作,权力运作的对象是身体和生命,而对身体和生命的权力干预必须在一定的空间场所内进行。监狱内每个囚犯都有自己固定的空间或位置,他处在一个容易被监视而自己却无法察觉的位置,其目的是更好地进行管理。这一模式可以应用到社会领域,比如工厂,如何安排工人间的空间、位置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产生利润。福柯说:“单个身体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他身体结合的因素”[2](p184)。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身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造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2](p188)。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地方,而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个体。福柯发展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这种监狱的最大特色是监视功能。即它是一种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的囚犯,彻底地被观看,却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正如前面所说,监狱模式适用于整个社会领域,社会就如同监狱一般。所以,整个社会的人都处于空间的规训之下。
列斐伏尔等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特色在于,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结合起来去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福柯的空间理论也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结合的问题,比如他的身体/生命政治所强调的对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都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因素。尽管如此,他的空间理论最大的特色却是对空间差异的强调,即差异空间(Heterotopias)。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福柯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对其涵义做了基本规定。差异空间内涵丰富,但从对当代政治理论的影响的角度看,福柯的差异空间的最大效应是对空间差异的批判。无论是《疯癫与文明》中对非理性的空间排斥,制造一个纯洁的理性,还是《规训与惩罚》中对人群更加复杂的规训与分配,从空间理论的角度讲,都是权力运行的一种制造差异的手法。空间的差异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对许多边缘或少数群体颇有启发。对于他们来说,空间差异是权力/身体/知识运作的一个结果,不是向来如此,也不应一成不变。
(三)对消费社会的影响
福柯的身体政治在当代消费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位女士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别人说不好看,她就可能换一件其他颜色的;再比如,一个人身材过胖,别人对其进行议论,他就可能减肥。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说道:“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投入,不再表现为通过压制实现控制的形式,而是通过激励实现控制的形式。‘想脱就脱——但拜托要苗条瘦削、有型有款、肤色健康!’”[3](p57)这是从权力/话语对身体的规训力量角度来说明身体与消费文化的关系问题的。
福柯对消费文化的影响还在于,他对身体政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这个问题前面多少有些涉及。对于福柯来说,他对身体政治的揭示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这个框架下思考才能获得意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已经点明,规训的目的是制造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勒格朗通过对福柯1973年所做的“惩罚型社会”的讲座的解读指出,“如果不把福柯有关‘惩戒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剥削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些概念只能是盲目的”[6](p19)。福柯没有将(现代性的)惩罚型社会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任何根据将他的现代性批判等同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点不同于德勒兹,但是必须建立起身体政治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这样前者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和解释。福柯的这一理解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在福柯那里,更加侧重于对身体与生产的考察,而当代消费理论则侧重于对身体与消费的说明。我们看到,迈克·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凯瑟琳·艾莉斯的《福利与身体秩序:建立身体话语转换的理论》和布莱恩·特纳的《饮食话语》等所探讨的身体与消费的关系都有着福柯的影子,是对福柯的继承。
(四)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
所谓新社会运动,一般指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争取多元权益斗争的运动。他们主要包括女权主义、性少数运动、种族主义和生态主义等群体。福柯哲学之所以能够对他们产生吸引,原因基本上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福柯身体政治关注的是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工厂和军队等规训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传统政治哲学所忽略的或轻视的场所。福柯让囚犯、病人、学生、士兵、工人等群体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体。正如他早期考古学所确认的那样,挖掘历史的不连续性,让长期不受重视的事物再现,让这些边缘群体说话。
第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福柯身体政治主张权力的无所不在性,权力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个中心点,就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一切都围绕着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展开。对于新社会运动来说,福柯的身体政治所理解的权力无所不在性是对马克思主义限度的补充。因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性就意味着抵抗的无所不在性。并非只有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抵抗。像女性、性少数、黑人等也可以展开自己的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
第三,福柯身体政治主张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权力关系建构作用的结果。人在福柯那里就是一个晚近的产物,人的诞生只有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再如,在《性史》中,福柯指出,同性恋不仅不被社会排斥,反而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这与现代是不同的。这对新社会运动来说是欢欣鼓舞的。同性恋运动就以此为自己的权益辩护,同样地,女性主义、种族主义者也是如此。
当然,新社会运动者也会对福柯的身体政治提出一些批评。比如,女权主义者就会指责在福柯的研究中,缺乏女性的形象。虽然如此,福柯身体政治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不容小视。
三、福柯身体政治的不足
(一)福柯身体政治缺乏宏观因素的讨论
正如我们以上所指出的,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对当代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仍不免走向片面。首先,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缺少对国家、经济等宏观问题的关注。福柯很正确地看到了监狱、医院、工厂和学校等规训机构对身体的微观权力运作,但是他忽视了国家宏观权力与身体的互动关系。后者对身体的作用不可小视,对国家宏观权力的忽视是福柯身体理论的一大硬伤。比如,在前面讨论的福柯在《性史》中的“生命权力”。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级。福柯的问题在于,在对人口的调节中,即在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水平等问题进行调节时,这一权力调节的主体,他避而不谈。也许他会说,这是微观的规训性权力的结果,微观权力对权力不问出处。但是很显然,这些往往都是以政府行为做主导的。忽视或无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福柯的理论偏见所致。与福柯不同,受福柯思想影响很深的哈特和内格里就把这种生命政治描述为帝国逻辑作用的结果。虽有可商榷之处,但笔者认为摆脱了福柯思想中单纯微观政治的形象。
(二)福柯的身体政治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策略
福柯在《性史》中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身体受到了规训权力的控制,人就生活在现代社会所构成的“监狱牢笼”内,这就如韦伯所说的“铁笼”,或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逻辑”。规训权力是一种不自由的体现,就此福柯发问:人就永远地被困于规训社会之中吗?人如何逃避这样的体制?他给出的答案是生存美学。福柯晚期思想将研究领域从现代扩展到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将目光指向伦理学和自我艺术,这也使他注意到个人不仅受他者的左右,而且也受自我能动作用的影响。在福柯看来,古希腊并非对人的欲望持有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相反它是有着一定的约束和控制的。他认为,在古希腊,性活动和恶之间有某种联结,如人们对有生育力的一夫一妻制的准则的看法、对性少数关系的谴责和对禁欲的推崇。重要的是这些约束往往是对自己的。基督教道德则因受上帝意愿和宗教文本的约束而呈现出规范化的形式,它是一种类似于规训社会的模式。与基督教后世不同的是,古希腊对自我的约束是要证实人的自由,赋予生活一种形式,按照这种形式来认识自我,使自己被别人所认识,为后世立下楷模。这样的古代道德是一种个人的生活艺术。这种关注和约束自己的生活艺术对福柯抵抗规训权力提供巨大帮助。在他看来,反对微观权力对人的规训就是通过生存的艺术来培养自己。他认为,在当代社会,艺术变得只和对象有关,而与个体和生活没有关系,艺术是艺术家所专门从事的行业。他问道,人的生活不能变成一件艺术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栋房屋可以变成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就不行呢?[7](p172)质言之,既然我们的身体成为微观权力监控的对象,微观权力将之作为工具或运行方式,那么,人们使身体获得不就是一种对微观权力的抵抗策略吗?这就是福柯摆脱规训的方式。这里我们首先要追问,人们为什么要摆脱规训权力?规训权力不好吗?福柯没有对这些问题做清楚的回答。更重要的是,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他的哲学被斥为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因为,“生存美学”自身的问题,它很难操作,实际上它只能是一种策略性的运用,难以提供任何规范性的东西。
(三)福柯的身体政治缺乏意识形态维度
前面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身体和意识的对立,意识受到重视而身体受到压制。这一现象被尼采所扭转,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身体政治。但是尼采和福柯走向了另一极端,即重视身体而轻视意识。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福柯是反意识形态的,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自己的身体政治是相冲突的。所以,在《规训与惩罚》中,他会说到:“为了分析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权力微观物理学,在权力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暴力-意识形态对立、所有权观念、契约和征服模式”[2](p30)。意识形态在福柯那里是缺席的,他更看重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似乎对于福柯来说,身体与意识,身体政治与意识形态不可兼容。事实上,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存在着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足以让我们放弃二者对立的想法。
福柯身体政治讨论的是规训权力通过对身体的塑造来控制个人,打造有用而驯服的身体,以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意识形态本身也同样能够达到规训人的目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二者最大的共性。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非常精彩的发挥,他认为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召询而变成了主体。这和福柯所关心的通过对个人身体的规训而造就主体的方式具有一致性。就此,学者勒布朗更是比较了福柯的规训机构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深层相似性。总之,他们存在的程序和功能上的相似性很难去互相否定各自的价值。所以,就福柯来说,他严厉地拒斥意识形态肯定是有问题的。甚至不考虑意识形态对人的规训或塑造,那是一种理论上的偏失。
其实,从福柯自己的文本上看,他也会经常提到规训权力对身体和灵魂的双重作用。如他说:“惩罚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历史就将成为现代‘灵魂’的一个系谱或一个因素”,这种灵魂“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的方法”[2](pp3132)。灵魂是肉体的监狱。事实上,福柯虽然拒斥意识形态,但是他在讨论身体政治时也很难不涉及意识问题。克里斯·希林就指出福柯笔下的身体是一种“心智性的身体”。他认为,君主制时代,最严厉的惩罚是公开处决,各种仪式,烧灼、折磨、五马分尸等。君主通过这种直接性的对身体的惩罚展现自己的权力。而现代,“监狱系统则把犯人的身体置于一块经由科学管理的制度空间之中,以便深入犯人的心智”[1](p73)。克里斯·希林的这个结论是对福柯的正确解读。他认为,在福柯那里,身体作为讨论话题是呈现的,但作为考察的焦点是缺席的,因为“一旦身体被困于现代规训系统,心智就取而代之,成为话语权力的位置所在”[1](p77)。就此,他批评了福柯的身体政治“永远无法把握生物性、生理性和物质性的身体”。应该说,希林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福柯身体政治的失误不在于希林的批判,而是缺少意识形态的向度,他完全可以在“心智性身体”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去探讨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规训与控制,将身体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考察现代性社会。这样他的理论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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