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电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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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东北的一个部队里服役。一次,我探家路过北京,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厅临上车时,在忙忙碌碌、拥挤不堪的情况下,有幸瞟了一眼类似电影屏幕上的画面,当时,听人说那就是叫电视。尽管自己完全不知道电视是什么东西,但回到家乡,还是当做骄傲的资本向家乡父老作了一番吹嘘。

1977年冬,我在县广播站工作,在老职工雷雨的带领下,去普觉区架设广播线路。我们都跟着雷师傅鼓动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乡亲们,咱们现在架这个广播线路,是为了不久的将来家家户户都能看上电视。据说,距离咱们不远的遵义城里,如今已经能看上电视啦!‘嗒’的一摁开关,不光能听到歌声,还能看到跳舞、打球、演戏,好看极了!”当时说得大家兴奋极了。

1984年,我在甘龙区卫生院做财会工作。一次,我和刘庭颂等医生去毗邻四川秀山(今属重庆)县城进药品,我们住宿的旅店里安放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机,我不会开,也不敢动。见多识广的刘医生“嗒”的一拧旋钮,映入眼帘的全是一些刺眼跳动的雪花,夹杂着阵阵嘈杂的噪声。反复开关都是如此,什么也没看到,只好关掉电视睡觉。

1986年,我在松桃参加全县工会建设“职工之家”财务工作经验交流会时,下午散会前,工会陈主席热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大多来自基层,很不容易看上电视。今晚七点钟,咱们特别在工会礼堂招待大家好好看一场电视。可不是黑白电视,是彩色的!”

“彩色的嘛,就是看起来花花绿绿的。”没等我们几个乡巴佬请教,旁边有位好心人就主动告诉了我们。

“哎呀,那咱们参加这个会可真是沾光了。”

晚饭后,大家兴冲冲地抢先来到了工会礼堂,终于等到了晚上七点整,工会主席按时给大家开了电视。我们迫不及待地等着“花花绿绿”的彩色电视画面,可是,工会主席捣鼓了半天,也没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不但没有画面,连声音都没有。半天的工夫,我们只看见一会儿一片红,一会儿一片绿的,跟泼了红绿墨水似的。最后,大家也觉得没希望了,带着遗憾悄悄溜出了礼堂。

不久,我上省城贵阳参加《贵州日报》第五期通讯员培训班学习,看到贵阳市的很多房顶上安有不少白色的“大锅”。当时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也没空儿向别人打听,后来无意中才听人说,那是电视接收天线,具体叫什么名也搞不清楚。直到我们乡下有人安了那玩意儿,才知道那个设备 叫“天锅”。

上世纪90年代,一次进城,在孩子姨妈家看电视,孩子姨妈手里拿着个长方形的东西一按,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就变了。“哟,有那东西,人不用走到电视机前就能调台,好科学啊。”当时出于面子,也没好意思问那个东西叫什么。

后来,大儿子大学毕业被分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他姨妈家搬了新房,将那台过时的小黑白电视机送给了儿子。我有机会进城去儿子家,就能美美地看电视了。1998年1月16日,我的家乡甘龙正式通了全国电网。通电典礼大会还没召开,我家就花了1630元买了一台21英寸的长虹彩电。从此,便能痛痛快快地坐在家里看电视了。

石敦奇贵州省松桃县畜牧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