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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真有一些人,会永远铭记着“滴水之恩”,等着某一天“涌泉相报”。
就像某个黑夜,你曾为她点亮过一盏灯,而当你某天不幸跌入了无边的黑暗,她就会满世界奔波,为你找回感受光明的那双眼睛……
2010年5月,一封来自美国西雅图的邮件躺在了笔者邮箱。发信人是凡蒂尔。“我请求您,一定要采访我的中国姐姐徐玮。她是我最亲的亲人,她是我的眼睛。她令我的生活发生了神奇的改变,你一定要来听听她的故事。”这封邮件,让一个美好的故事徐徐展开……
2010年5月的一个周末,笔者去徐玮家采访。她和父母住在山东青岛一个普通的小区里,小小的房间墙壁上,挂着她和美国女孩凡蒂尔的照片。因为凡蒂尔的要求,徐玮接受采访时上了MSN,远在美国西雅图的凡蒂尔接受视频采访。她不停眨巴着眼睛、扮鬼脸、故意捣乱,用生硬的中文不停叫“中国姐姐”。更多的时候,采访似乎是在她们中间进行,而笔者只是一个外人。
故事要从响尾蛇山下说起
2006年11月30日,美国西雅图,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全城。在西雅图大学留学的中国女孩徐玮兴奋不已,当即邀了3个同学一起去爬响尾蛇山。
23岁的徐玮是山东青岛人,是西雅图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的一名学生,患有慢性肺性心脏病。她的病情不严重,很少发作。但爬雪山是件体力活儿,徐玮带上了急救药。
登上山顶后,徐玮兴奋得大叫大跳。突然,一阵疼痛向心口袭来,她下意识地去掏口袋中的备用药。那两颗救命药丸不见了!徐玮捂着胸口,疼得蹲在了地上。
其他3个同学马上围过来,可雪山茫茫,哪里去找救兵?美国男孩詹姆斯一边打电话求助警方,一边背着徐玮下山。
山路不好走,一步踩进积雪,好久才能。詹姆斯背着徐玮深一脚浅一脚,平时半小时的路程走了两个小时。到山脚下时,救援人员还没到,他们的车翻在了雪地里,而警方重新安排的救援车刚刚出发。徐玮脸色发紫,早已陷入了昏迷。
天越来越暗、越来越冷,死亡正一步步地逼近徐玮。就在这时,暮色中闪过一抹光亮,詹姆斯狂奔过去,那辆本来就开得很慢的车停下来,后座车门立马打开。
司机叫劳伦・摩根,是西雅图一家信贷投资公司的老板。车上还有他的妻子杜玛、14岁的女儿凡蒂尔。徐玮的同学跟摩根简单地说了她的病情后,摩根马上启动了车子。大雪纷飞,一路险象环生,晚上6点终于赶到了西雅图医院。医生对徐玮进行了急救,徐玮死里逃生,“再迟几分钟,这女孩就没救了。”
徐玮身边没有亲人,医药费需要8000美元。摩根夫妇马上垫付了全部费用。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徐玮脱离了生命危险,摩根夫妇带着早已睡着的女儿回了家。
第二天,徐玮从同伴口中得知自己获救的过程,詹姆斯告诉了她摩根先生的手机号码。徐玮出院第一件事,就是给摩根打电话。当天下午,她来到了位于西雅图华盛顿湖旁摩根的家。
摩根唯一的女儿凡蒂尔,患有先天性视神经发育不良,一年前视神经突然萎缩,右眼几近失明,左眼也仅存一点光感。前几天他们之所以偶遇,是因为夫妻俩带凡蒂尔去华盛顿求医。
徐玮去的时候,凡蒂尔坐在门前台阶上迎接,听妈妈说有个中国姐姐要来,她特意穿了件大红唐装。徐玮跟摩根夫妇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来自中国青岛,欢迎你们去中国。”摩根说:“中国是凡蒂尔喜欢的国家。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请你做凡蒂尔的家庭老师好吗?”杜玛接着说:“你愿意吗?工资我们可都预支过了呢。”徐玮红了脸,她还正想着要怎么告诉对方,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还得上那8000美元。
那个地方叫“孤儿院”,
而凡蒂尔还有个姐姐
此后,徐玮每到周末,便去摩根家陪凡蒂尔聊天。2007年2月后,凡蒂尔几乎全盲,刚上高一的她不得不辍学。父母的工作很忙,徐玮成了凡蒂尔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桥梁,她每次都将自己见到的有趣的事情告诉凡蒂尔,而凡蒂尔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说给徐玮听。慢慢地,两人成了好姐妹。
一切都还过得去。危在旦夕的徐玮因为遇到摩根夫妇而死里逃生,摩根的公司运转正常,折磨杜玛多年的胃炎也治愈了。只是,凡蒂尔的世界一天天陷入更深的黑暗。
转眼到了2007年5月,徐玮开始发现摩根夫妇经常愁眉不展,但作为外人,她也没有多问,每次都只是陪凡蒂尔聊天。徐玮哪里知道,美国正爆发次贷危机,摩根的公司出现了很大麻烦,运转困难。2007年7月到9月,徐玮在一家设计院打工,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摩根家。等到9月25日再次前往时,摩根的家已换了主人。
新主人告诉徐玮:摩根夫妇自杀了,凡蒂尔被送到了爱威尔孤儿院。原来,摩根的公司在次贷危机中由顶峰跌至谷底,摩根倾尽所有购买股票试图翻身,不料碰上股市大跌,他一下欠了8000万美元债务。别墅被低价拍卖仍欠下巨债,万念俱灰的摩根夫妇丢下女儿,双双自杀。
容不得徐玮多想,她立马赶往爱威尔孤儿院。她去的时候,凡蒂尔正在食堂排队打饭,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无力地托着托盘。“凡蒂尔!”徐玮走到她身后轻声叫,凡蒂尔慌乱奔过来:“姐姐,是你吗?”徐玮抚摸着凡蒂尔的头说:“是的,我是姐姐。”
从孤儿院院长史迪芬那里,徐玮得知凡蒂尔只有一个姨妈,但姨妈把所有积蓄全投到摩根的公司,摩根破产后,她也变成了穷光蛋。所以,她根本无力,也不愿意照顾凡蒂尔。
徐玮说了摩根一家对她的帮助,请求史迪芬答应让她照顾凡蒂尔。
凡蒂尔在一旁说:“她是我的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要跟她走!”史迪芬拍拍她的头说:“我相信你的中国姐姐。”然后他找来律师,办好了相关手续,让徐玮成为凡蒂尔的临时监护人。
成为凡蒂尔的“家长”后,徐玮才知道,自己身在异国他乡,还要带一个拖油瓶,真的苦不堪言。原来她天天吃食堂,现在有两张嘴吃饭,为了省钱不得不自己做饭。可她只会煮粥,凡蒂尔吃了几顿粥后就声称吃不下去了,徐玮只好跟美国同学学做西餐。一开始不会用烤箱,掌握不好火候,不是烤焦了就是没烤熟,徐玮就把好的留给凡蒂尔吃,自己凑合着吃剩下的。凡蒂尔无法单独走出家门,倒水、上卫生间这样的事对她来说都困难重重。有一次徐玮参加考试,把凡蒂尔一个人留在家里。回到家后,她发现凡蒂尔的右腿摔得淤青。
凡蒂尔觉得姐姐不要她了,赌气不跟她说话。徐玮一个劲儿道歉:“姐姐错了,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此后,徐玮每天上课都将凡蒂尔带在身边。凡蒂尔比徐玮高一个头,每次都像个橡皮泥似的黏在瘦小的徐玮身旁,有人看她们时,凡蒂尔得意地说:“因为我是妹妹,而她是姐姐!”
眼看就要毕业回国了,徐玮开始焦虑起来。是留在美国陪伴凡蒂尔呢,还是带她回青岛?留在美国很艰难,但是回国又能怎样?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为了供自己留学,家里已欠下好几万元的债了。但徐玮的爸爸说:“没有摩根一家,你早就没命了。所以,有你一口吃的,就不能少了凡蒂尔的。”在短短一年里,徐玮的父母凑了8万元汇给她,敦促她要带凡蒂尔看病。
为了攒钱,徐玮除了在西雅图大学教中文外,还在一家中餐馆打工。常常也有人不解地问徐玮:“美国的福利如此完善,凡蒂尔在孤儿院能生活得很好,你干吗要自讨苦吃?”徐玮说:“再好那也叫‘孤儿院’,而事实是,她有个姐姐,为什么要去孤儿院?”
家里寄的8万元很快花光,课余打工赚的1万多美元也没有了。没有钱了可以再赚,但是,跑遍华盛顿、芝加哥等地的大医院,凡蒂尔的眼睛依然没有任何好转。
徐玮心急如焚,她向国内的亲友、同学求助,让大家帮忙打听国内是否有治疗此病的信息。2008年1月12日晚上,徐玮像往常一样打开邮箱时,高中同学李继晖发来的邮件让她眼前一亮―青岛城阳人民医院国际干细胞中心,在治疗视神经萎缩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里每月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30多名,其中包括英国曼城前市长和国际航能组织主席。徐玮马上将凡蒂尔的情况详细告诉了李继晖,并让他马上去青岛城阳医院咨询。两天后,李继晖告诉她:许多和凡蒂尔病情相似的患者,在医院接受8至9次的干细胞治疗后,视力都有明显改善。
徐玮抱着凡蒂尔大声叫道:“凡蒂尔,你的眼睛有救了!”徐玮当即决定在2008年5月,也就是自己毕业时带着凡蒂尔一起回国。凡蒂尔逢人就说:“我要去中国找回我的眼睛了!”徐玮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帮凡蒂尔办理去中国的手续。
2008年6月10日,徐玮带着凡蒂尔转道北京飞回青岛。父母早已守候在机场,看着身材高挑的凡蒂尔,紧紧地拽着女儿的胳膊,一边亦步亦趋地走一边问:“姐姐,你的妈妈来接我们了吗?”徐妈妈走过来叫了声“凡蒂尔”,凡蒂尔挣脱徐玮的手跑过去,用刚学会的中文说:“中国妈妈,你好!”
6月22日,凡蒂尔住进了干细胞中心。徐玮和父母东凑西借替她垫付了住院费。7月5日一大早,凡蒂尔接受首次干细胞静脉移植,一周后,她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医生通过腰椎穿刺,将干细胞送入蛛网膜下腔,让干细胞随着脑脊液流入大脑,修补凡蒂尔发育不健全的视神经。
当凡蒂尔得知医生要用长长的针筒,通过她的腰椎骨空隙注入干细胞时吓得哇哇大哭。徐玮将她紧紧抱在怀里问:“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凡蒂尔喃喃道:“看到你的样子。”“但如果你不听话……”凡蒂尔抢过徐玮的话说:“我的眼睛就会闹脾气,永远不允许我看到姐姐。”
我闻到了妈妈的味道
2008年8月6日,凡蒂尔接受第四次干细胞移植的第三天早晨,她突然对一旁的徐玮说:“姐姐,你比我矮,你比我美丽!”徐玮激动地抱紧了她,两个多月来一直很郁闷的凡蒂尔高兴得又蹦又跳,她大声嚷嚷:“沙发是绿的,床是白的,姐姐的高跟鞋是红的!”徐玮泪流满面,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2008年9月,凡蒂尔接受了9次干细胞治疗后,回到徐玮的家静养。干细胞移植后在人体内有一个繁殖、修复过程,最好的效果要在3个月之后才能体现。
重见光明让凡蒂尔改变了许多,她成天哼着歌,黏在徐妈妈身后要帮她干活。每个白天,她都努力地表现出自己的高兴,但在傍晚时,凡蒂尔也会钻到房间里发呆、流泪。她想爸爸妈妈了。每当这时,徐玮就默默坐在凡蒂尔身旁,握紧她的手,什么也不说。第二天,她带着凡蒂尔出去游玩,好让她忘记忧伤。
转眼半年过去,凡蒂尔已经喜欢上了青岛,她还能和徐玮父母进行简单的中文对话。2008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接过徐妈妈递来的热牛奶,凡蒂尔突然拉住她的衣角问:“我能叫你妈妈吗?”“Of course!”徐妈妈大声答。
“妈妈!”凡蒂尔高兴地扑到她怀里说,“我闻到了妈妈的味道……”
2009年元旦过后,徐玮陪同凡蒂尔去医院检查,凡蒂尔的视力有了突破性改善,裸眼视力已有0.2,戴上眼镜能看书、看电视了。视力日渐好转,她的签证也要到期了。而在青岛的这段日子里,徐玮只要有空,就督促凡蒂尔复习。美国的高考一年有7次,她想让她尽早参加高考。
2009年5月15日,凡蒂尔在徐玮的陪同下,乘上去美国的飞机。临行前,她把脸久久贴在徐母脸上说:“回去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我有一位中国妈妈,她的女儿是我最亲的姐姐!”
你是我的眼睛
到美国后,徐玮帮凡蒂尔办好了入学手续,她一边督促凡蒂尔复习,一边在一家快餐店打工,赚取两人的生活费。2009年10月和11月,凡蒂尔分别参加了美国的SAT和ACT考试。2009年12月底,她接到了西雅图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010年3月28日,凡蒂尔在干细胞医院接受新一轮治疗后,启程回美国。这一次,徐玮没有再陪她前往。“你的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你已经能从芸芸众生中,找到最英俊最爱你的那个男孩;你美丽又明亮的眼睛,也一定能指引你,轻灵地跨过未来道路上所有的荆棘……”凡蒂尔哭着打断徐玮的话:“但是,你才是我的眼睛。所以,大学毕业后我就要来中国。”
前不久,偶然得知徐玮和凡蒂尔的故事的西雅图大学,专门给徐玮发来了感谢邮件:“你给了凡蒂尔眼睛,我们提供她大学4年的全额奖学金。所以,你可以放心了。”
是的,她可以放心了。尽管,徐玮把这两年最美好的光阴,全部给了凡蒂尔,拒绝了美好的爱情,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但就像徐妈妈说的:“我们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得多。因为,凡蒂尔在中国找回了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