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从简帛中挖出来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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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出土简帛书的整理和研究成为中国古典学领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楚竹书的相继发现和刊布，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和不同学科的积极互动。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欧阳祯人教授的力作《从简帛中挖出来的政治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应运而生。欧阳教授十余年来一直在积极从事简帛思想研究，尤其是儒家思想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广阔、深入，已相继出版相关专著多部。就我们所知，本书是首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专门研究出土简帛思想的，内容丰富，论述新颖，富有创意，书名也起得不同凡响，值得向广大读者大力推荐。

欧阳教授认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大特点和基点是在‘正心诚意’基础之上的‘修身’，而儒家政治哲学理论正是在这样一个原点上从各个层面释放出了令人敬仰的闪光思想”。（参见第6页）通览全书，我们发现他对出土简帛思想文献的分析正是贯穿这一观点。与此相应，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全书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出土简帛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修身”理论所包涵的平等思想及“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孝道、妇女观的联系等八个方面。这也就是说，欧阳教授的大作紧紧扣住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对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到政治哲学的宗教属性，从美政到美俗，从人的本质到政治的本质，从国家权力的界限性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从政治理想追求到政治理论的建构等多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五个特点，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作者始终致力于打通新近出土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力求找到相互印证的若干环节，并努力揭示出先秦儒家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政治思想的系统。作者在阐发相关简帛文献的政治哲学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思想内容和探讨相关政治哲学问题时。一般都会通过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证、比照，探求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共通一致性。力求打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找到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系统。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讨论《容成氏》的思想倾向时，就通过《容成氏》与《尚书》、《论语》、《孟子》等传世文本的相互比照，从文本的风格、文章的结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揭示出其与这些儒家文献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就文献内在的思想性质指出，《容成氏》从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儒家的政治哲学具有深刻的联系。而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探讨《三德》中的儒学思想时，也是通过比较《三德》与《黄帝书》的差异性，并致力于发掘《三德》与《尚书》中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揭示出《三德》的儒家思想倾向。诸如此类，在该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体现。

第二、作者阐发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往往将其置于先秦儒学发展史甚至整个先秦学术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立足于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去解读文本、讨论问题和阐发思想。如作者在第六章第三节“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中，就是从先秦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人手，依据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来探究《性自命出》中“反善复始”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者指出，“从‘反古复始’到‘反善复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却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参见第321页）而“‘反善复始’的‘善’字，完全扭转了这种以宗法祭祀为内核的理论导向，而走向了人的内心德性，它的侧重点在于德性的内在超升，是人自我最原初本体的体认”。（参见第322页）并且作者还指出。“‘反善复始’的首要贡献就在于它给予人自身以丰富的内涵和主体性的地位”。（参见第322页）从而认识到“反善复始”的观念原来是对“反古复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此将《性自命出》中的“反善复始”观念置于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反善复始”的内涵及其价值。另如该书第四章之第二节与第四节、第五章之第四节、第六章之第二节和第七章之第五节等的内容皆可体现出作者重视从整个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来把握和评定文本及其思想的特点。

第三、该书在写作方法论上，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者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运用于传世文献之间，且运用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以及出土文献之间。往往通过比较以探明不同文本思想之特质及其思想之间的关联性。作者不仅注重考察不同文本思想内容上的差异性，且致力于发掘其思想之共通性，尤其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参照、印证，着力于整合先秦学术思想，揭示出先秦儒学发展的脉络以及先秦儒家思想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就直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礼记·缁衣》与郭店简《缁衣》思想之异同。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二者在文章结构、文字表述和思想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并指出“从郭店简《缁衣》到《礼记·缁衣》的变化，正体现了先秦儒学在血脉上的走向，更反映了先秦时期儒学与初汉时期儒学的重大差距”。（参见第138页）又如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中合论《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性》的思想时，则通过比较发现这四篇简文形制相同、字体相近且内容相关，推断出这四篇文字的学术视野以及所面临和探讨的问题也是相同的。于是作者打破它们各个独立的篇章的局限，把它们在思想上整合起来，揭示出这四篇文章共同的思想主题：“使民相亲”，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打造诚信社会。从而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组文章共有的思想内涵。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该书诸多章节中大量运用，又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皆可显出此写作特点。

第四、作者往往将文本及思想观念置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考察，力求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文本的思想内涵和评定其思想的优缺利弊得失。如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论禅让制的兴起与衰亡当中，对禅让制兴衰之缘由的分析，便是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加以进行的。作者依据王夫子历史哲学中有关“理”、“势”关系的论说，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探究禅让制之所以兴衰的原因。他指出，“晚年孔子及七十子的某些人物在春秋战国各国诸侯巧取豪夺的硝烟战火之中已经看到了各国政治权力父传子受模式的严重危害，所以就极富针对性地提出了禅让制的政治理想。禅让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理念确实是对当时政权更替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批判”，（参见第27页）“也就是直接面对中国先秦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实所开出的救世良方”。（参见第15页）而同时作者又指出，“但在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宗法血亲制面前，禅让制的兴起，简直是以卵击石”，（参见第28页）设身处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乱局面，“禅让制”完全没有现实的土壤可以落到生活实处，最终只成为高玄的政治理想而存在。另如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对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的论证、第二章第三节讨论孔子的宗教思想、第二章第四节探讨《仲弓》的思想史意义、第七章第五节从《司马法》、《曹沫之阵》到《孟子》的发展看孟子战争思想的得失和该章第六节论述《孟子》的战争思想等都尤为注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文本和思想并评定其价值与不足。

第五、作者在讨论简帛中的儒家政治哲学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分注重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即对现代政治理论建设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者在该书《引言》中即指出：“先秦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由于是从中华民族原始母体中流淌出来的政治智慧，具有任何一种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并不具备的肥沃土壤，因此，只要我们善于吸取千百年来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种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努力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国民性和民族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失原始儒家政治理论的精神，又广泛吸纳世界各国政治理论的精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建立一套现代化、新时代的儒家政治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参见第4页）他尤其希望儒家政治理论既不丧失先秦原始儒家政治哲学自身的根本精神，而又能够海纳百川。广泛吸纳世界上各种先进的理论以丰富完善自身，从而有效实现现代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如其在该书第一章中探讨禅让制，其用意便在于通过对禅让制的思想发掘，一探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进而寻求中国先哲们在政治哲学上的理想追求以及这种理想追求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设的借鉴意义。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中关于先秦儒家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分析亦颇为注重现实效应。而同样在其他各个方面，作者都是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去探究问题和阐发思想的。从先秦原始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到当代政治理论的建构，作者著书立说之出发点即为当代政治理论建设的现实服务。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欧阳教授的《从简帛中挖出来的政治哲学》一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看法或观点，我们未必能完全接受或同意。除了在字词释读和文献考证等方面的缺欠外，作者在简帛政治哲学思想的探讨中提出来的一些见解似乎值得再讨论。例如，作者在第六章第一节探讨《性自命出》的认识论时，认为“《性自命出》最大的贡献。却在于它卓越的认识论思想”。（参见第299页）而在该章第二节“从《鲁穆公问于思》到《孟子》”的相关论述中则说道：“笔者在此要着力陈述的，是孟子对民本思想的发展，并且终究超拔为一种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民主思想。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坚定地认为，孟子已经具备了完备、系统的民主思想，而且十分深刻，以深厚的人学思想作为依托。”（参见第315页）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和再斟酌的。

总之，我们认为，欧阳教授的《从简帛中挖出来的政治哲学》是简帛政治哲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开创之作，对于深化简帛的思想研究及其视角的多元化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