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成熟的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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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与文学青年中间流行的、关于中国电影的主旋律说法似乎是：80年代，中国有着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艺术性与批判性电影。但现在，这种有深度的电影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思想的或反映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电影。

但是，80年代的电影就真的不“官方”吗？从伤痕文学到弘扬改革的电影，不也是新一轮的忆苦思甜，为官方新的（“甜的”）意识形态敲边鼓吗？只是当时的“官方”尚有反对改革的老左派与改革派的冲突，而知识分子（包括电影人）普遍站在了改革派一方而已。这些电影宣扬的也只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只是和样板戏的意识形态不同），恐怕也很难说有深度。这些电影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怀旧，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想再看。

那么，那些所谓艺术电影又如何呢？有一次美国导演Woody Allen在欧洲领奖的时候说，你们看我戴眼镜，就以为我是知识分子；你们看我的电影不卖座，就以为它们是艺术电影。其实不卖座不一定就艺术，所谓艺术电影，是与思想深度与创造性相关。“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真的都很有深度、很有创造性吗？记得80年代的时候，作为文学少年的我，看了《车站》的剧本和话剧，觉得太有深度与创意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外国人早有一个叫《等待戈多》的东西，顿觉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欺骗。现在想起来，当时很多文化、艺术，包括80年代文化热中的各种貌似深刻的思潮，无非是西方东西的肤浅抄袭。与外界隔绝了几十年后，开始抄抄总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东西就很难谈到深度，也就只能哄哄当时的中国人罢了。不过，当时有的东西不是抄的。比如，在不知所云的《无极》之前，陈凯歌早期的很多电影里，比如《边走边唱》《荆轲刺秦王》中，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伟大与理想的近乎恶意的解构。《边走边唱》中的貌似很超然且有理想的盲琴师在眼睛无法复明以后变得愤世嫉俗，而《荆轲刺秦王》中的秦始皇被描述成一个变态而猥琐的人。（西方主流电影里有如此描述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吗？）这与海外的各种丑化的文学有相似之处。毛和他的及其后果让一批理想的年轻人幻灭，从而让他们无法再相信伟大与理想中美好的东西。他们当时被一个不现实的美好所鼓动，当这个幻影破灭以后，他们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伟大与理想都是丑恶。表面上他们好像从一极走向另外一极，他们想法的不现实却始终如一。这也许是“第五代”导演和80年代的文化浪潮的特有话语之一。这种话语值得同情，却显得简单而浅薄。类似地，我们往往把被查禁的电影称作艺术电影。试想，一个电影的主题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电影局的文化不多的官僚们都看懂了，决定要查禁它，那它真的那么艺术吗？（当然，查禁者的标准经常是随意的，他们也有可能不小心真的查禁了一个很艺术的电影。）于一种简单的恶，对抗它的东西也不免简单。这意味着这种反抗电影是很有局限的，无法成为超越时空的真正艺术品。

在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二分化的话语中，我们常常听到的是，法国的电影是艺术电影的旗帜，而美国电影是商业电影的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议题，我只谈自己的一点印象。当代法国电影，给我的感觉有如当代法国哲学，花哨有余，而深刻不足。这些电影，往往不再敢面对现实中真实的痛苦与快乐，而是躲在一个小文人臆造出来的世界里自恋。反而是美国，一不小心就生产出既直面现实、又有艺术的永恒性的影视作品。美国电视剧《火线》（The Wire）即是这方面的例子，既细致而全面地展现和分析了美国的社会问题，又有一种诗意、温情乃至古希腊式的悲剧贯穿其中。

记得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中，几个社会闲散小青年以为，有了枪，就什么都不怕了，就逍遥了。我们这些读过《庄子》的人，不禁要哑然失笑。但再想想，该被笑的，是这些粗鄙的市井中人呢，还是我们？我们醉心于《庄子》的精妙，是不是忘却了或是有意逃避现实世界一般百姓的简单而真实的痛苦呢？孔子也曾被几个方外之人嘲笑过，说他知道避开坏的君主，却不像他们干脆去避开这个无法挽救的世界（而逍遥游？）。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作为人，我们总要有对他人的责任，而与鸟兽（“艺术电影”？）同群是对人的责任的放弃。（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尽这个责任，毕竟有君子事，有小人事。另外，即使君子，也偶尔会“风乎舞雩，咏而归”一下。）

描述中国电影的主流话语中，与所谓的“艺术电影”的“衰落”相伴随的，是商业电影的兴起。一些“第五代”导演耐不住寂寞，也参与了进来。陈凯歌的《无极》就不用说了，仅说张艺谋，他拍了很多画面美妙、故事粗糙（乃至滑稽）的电影。他是干摄影出身，也许虽是个天生的摄影师，却不是编剧或导演。他拍的成功的非风光片，往往有赖于好的原著或者好的编剧（这个判断也适合很多第五代电影）。类似地，冯小刚编剧的《非诚勿扰》，也是一部优秀的风光片（据说带动了北海道的地产业）。其中确也不乏幽默与真实，不过这可能是葛优的功劳。而由作家刘恒编剧的《集结号》，其故事情节与对话就要好得多。但这部还算不错的电影，还是抄袭的痕迹太重。看过《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和《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的人，肯定会发觉，《集结号》开始时，共军士兵用着美国大兵在《拯救大兵瑞恩》的战术与手势。以至于让我以为这些士兵是国军的，因为他们有可能是被二战回来的美军训练的，这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采取了美军的一套动作。《拯救大兵瑞恩》和《兄弟连》中的美军杀俘虏，因此受过“好莱坞函授班”训练的冯小刚导演也让共军士兵杀俘虏；具有反智传统的美国，总会拿知识分子开涮，《拯救大兵瑞恩》中就让只有宋襄公之仁的知识分子接受了美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具有职业精神的冯导演也就不忘也拉个知识分子来被中国的贫下中农教育。尽管有这些雷同，但是《拯救大兵瑞恩》有着更丰富的层次：任务的缘起、士兵的不满、高级军官对士兵生命的缺乏重视等等。而《拯救大兵瑞恩》主角汤姆・汉克斯制片的、半纪录片性质的《兄弟连》对战争及其参与者给出了更多层次的刻画，也提供了对战争与生命的深刻反思。它又比《拯救大兵瑞恩》丰富与深刻了太多，可以说是好莱坞体制下生产出来的可以传世的又一部艺术经典。相比之下，《集结号》就显得太过苍白与单一。

因此，一般地讲，我们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总体上还有待成熟。我们在学习，在提高，但是还远远不够。最近很成功的商业片《风声》的导演之一陈国富就指出，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不够工业化；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导演高群书也指出，中国现在缺的不是大师，而是匠人。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生长出来的好莱坞，它在商业上的成功，有赖于其专业化和专业化人才的培养，而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不够。并且，我们在匠人还不够的情况下，就有“超英赶美”的冲动，一个劲地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培养大师上。这一问题不仅是电影的，这在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里同样严重。我们连专业人才还没有足够师资来培养的情况下，还一个劲儿地发展“专科升本科”。其结果是一方面大学生找不着工作，而一方面工厂亟需高级技工。这里面问题多多，也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春季卷的《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一文中的高等教育部分）。

说了这么多中国电影的坏话，我希望读者不要误解，我不是在说这些电影人不行，或者中国人不行。我相信，有的第五代电影，是可以流传给后世的；而《疯狂的石头》《风声》，乃至《集结号》，也算是成功的商业作品。并且，完全从笔者自己的品味出发，我们现在是有堪称世界级大师的电影人的，比如贾樟柯。笔者曾偶然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听到一个报道里说，贾樟柯的电影，一百年以后，还是会被人奉为艺术精品。这一点笔者深表同意。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消消“老子终于站起来了”的戾气，看到我们在制度上还存在各种不成熟，还要慢慢来。并且，这种制度上的不成熟并不是靠一些学子所期待的大革命来改变的。人们习惯上期待一个包治百病的秘密法门，以为欲练神功，只能引刀自宫。但是，等到明白了若不自宫，也能成功时，也许就晚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