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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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因为父母的锒铛入狱，他们过上了受人歧视、无人照料的生活，有的开始流浪社会，有的为人放牧，有的沿街乞讨，有的像皮球一样被亲属踢来踢去，甚至遭受虐待。因为不属于孤残，他们难以得到社会的资助，当面对失学、贫困、饥饿、疾病以及社会上种种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有的孩子甚至像父母当初那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当他们来到了太阳村，从此就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
太阳村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慈善组织，十多年来以无偿代养、帮扶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为己任，从1995年创立至今已经救助了超过2000名特殊儿童。日前，记者走访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北京太阳村，在那里感受了这群特殊孩子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有家就有温暖
在位于顺义区的赵全营镇板桥村，太阳村主任张淑琴和“爱心妈妈”柳老师热情地接待了记者一行。
走在偌大的院子里，大家疑惑地问：怎么很少见到孩子们？张主任笑答：大部分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们希望孩子能融入主流社会，所以让他们就近读书，太阳村只是孩子们的一个家。因为没有钱盖楼，只能化整为零，每筹到一部分钱就盖一座宿舍，所以现在太阳村的全国八个点，都是按照家庭式宿舍来设置的。
在老师的引导下，沿途看见好几间色彩各异的铁皮小屋。每间小屋总有一面个性涂鸦墙，上面画着生动的花鸟，孩子的笑脸，还有各种卡通形象，生气盎然。屋外总有一圈栅栏围着的一块地，柳老师介绍说，现在看着这些地好像有点光秃秃的，其实夏天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在这里种树，种各种蔬菜，他们自己锄草自己浇水，一起来美化周围。
来到一间德国女士捐助的“德国妈妈小屋”门口，老师请我们进去参观。小屋里面的陈设虽然只能用简朴来形容，但在功能上也算是一应俱全。除了有供孩子们休息用的高低床卧室，还有配备好电视机、洗衣机、小沙发、餐桌椅的小客厅，同时也有单独的洗手间。屋里的地面、墙面、餐桌、鞋架都非常整洁，每个床铺上的被子、枕头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在太阳村，除了小宝宝和一年级孩子住的小屋，大多数的宿舍都是没有老师的，由一个大孩子负责管理。男孩子叫“爱心哥哥”，女孩子叫“爱心姐姐”。在小屋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岗位，有人负责床铺卫生、有人负责地面卫生，还有书架、鞋架卫生……“我们希望孩子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不是所有的事都由老师来包办。”柳老师说。
钱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而不仅仅是伸手要
活动大厅，太阳村的孩子们为记者一行表演了两个精彩的小节目。领队老师介绍：“太阳村小模特队今天刚成立，现在我们的小模特要以最棒的表现为大家献上我们的第一场演出。”伴着歌曲《Super Star》热闹的节奏，小朋友们三两一组走到舞台中央，有的摆出“思想者”的造型，有的用手比划成冲锋枪，有的给大家作揖，有的男孩女孩挽起手来，表情生动，酷劲十足。
随后九个年纪稍大些的女孩登上舞台，在欢快喜庆的《开门红》歌曲中，舞蹈表演开始。小姑娘们甩开大红手绢，挽花、转圈、跳跃，变换各种队形，伴随着音乐的高潮越来越多地展露出她们灿烂的笑容。
午饭时间，记者来到太阳村的“爱心农场”，途经孩子们的艺术活动区——画廊和绣坊，在这里太阳村给孩子们开设绘画、刺绣课程，包括男孩子也要学习，因为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疏导方式。到达餐厅，张淑琴向大家逐一介绍准备好的各种小吃：“这里有蒸包、煎包、土豆丝卷……馅里用的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太阳村希望有自己的经济实体，自己的造血功能，自己的经济支柱。所以他们承租了500亩地，之前种了4万棵枣树，3000棵桃树。但在2009年，-20℃的天气，4万棵枣树全部冻死。后来他们向北京市农委申请了74个温室大棚，现在有52个棚里种的是草莓，其他种的是黄瓜。张淑琴说：“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教育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挣钱，而不仅仅是伸手向别人要钱。”
“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都可以等，但孩子们不能等”
作为太阳村的创办人，十多年前，张淑琴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是一名高级警官，工作是为服刑人员办报纸，写文章。在这个过程中，她接触了很多犯人，而当这些囚犯面对她时，讲得最多的往往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的孩子。
一个与人合谋杀害了自己丈夫的女囚犯曾跪着抱住她的腿，痛哭流涕：“张大姐，求求你帮我找找我的孩子吧！我有两个小女儿一个5岁一个6岁，家住在一个山尖上，我做梦都梦见她们在山上被老虎吃了！”自己也身为母亲的张淑琴完全能够理解一个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后来，她跑了1000多里路，在秦岭下着瓢泼大雨的一天，找到了正在山里放牛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头发上全是草皮，穿着破衣烂褂，手指甲上全是伤疤，有一个孩子在打猪草时还把手指甲给剁掉了……
这种不幸的故事张淑琴见得太多太多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就能翻2米多高的墙，一次最多偷过3000多块。她用偷来的钱买了一双鞋、几包方便面，还有一些葡萄，然后去看妈妈。囚犯妈妈哭着央求张淑琴把孩子送到少年犯管教所，她说，如果你不帮我送的话，我怕还没等我出去孩子就进来了。在少年犯管教所作调查，张淑琴发现那里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于问题家庭，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孩子的父母就是罪犯。
张淑琴把帮扶服刑人员子女的设想写成汇报反映给上级领导，得到了支持。领导说：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政府还没有来得及管，应该有人站出来举起这个大旗，为政府排忧。于是在1996年，在陕西三原县东周村，第一家太阳村成立（那时还叫儿童村）。
最初她想得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来保护这群孩子，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太难了！为了拉赞助，张淑琴不停地在劳动局、司法局、各种公司、企业之间奔走，有人不耐烦，有人摔电话，有一次她身着警服站在人家门口等了4个小时，可是进门说不到三句话就被赶了出来。
在陕西西安办第二个儿童村的时候，张淑琴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过去。柜子、凳子，锅灶、碗筷，还有沙发，最后自己家没沙发了就找几个凳子放在那里。女儿说她几乎给家里来了个大扫荡。
而当张淑琴读到来自全国各地400多封服刑人员来信的时候，所有经历的困难似乎都被她抛在脑后了。当她看到山东、山西、新疆、广东、江西……还有那么多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想：陕西毕竟只是一个省，没有能力照顾到所有的孩子，我们应该在北京办一个全国性的儿童村。于是，2000年北京示范儿童村成立，2002年改名为北京太阳村。
成立太阳村的初衷是帮助监狱代养服刑人员的孩子。然而在北京，他们更多的是在照顾各个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以及各个分局、公交分局送来的孩子。很多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责任在作案的时候也带着孩子，有的是亲生的有的不是亲生的，但因为找不到父母，太阳村也帮忙看管起来。然而公安部门却几乎没有给过他们资金上的支持。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政府的补贴”，张淑琴无奈地说，“社会上的捐助没有保证，很多捐助人只捐助孩子，还总询问这些钱能不能用在孩子身上？我们还要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缴水电费，花交通费，现在非常缺少行政费用。”
现在，太阳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注册。在民政局注册要求得有业务主管部门，但太阳村目前还没有找到愿意承担此业务的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能在民政局注册，就享受不到政府给予的最低生活补助以及免税的优惠政策。
“所以我们就另辟蹊径，走了另外一条艰难的路，就是搞自己的社会企业。用种草莓、种菜的收入来养孩子，用旧物资变善款来维持我们的运营。其实在这条路上走了这么长时间，很多问题都不算什么困难了，我们总会想出办法来。”张淑琴信心满满对记者表示。
在太阳村的布告栏里，写着这样一段话，令人难忘：
“17年了，太阳村的孩子，迎来一个又一个，送走一批又一批。回头望去，走出去的孩子令人放心不下，无法进入太阳村的孩子，更令人牵肠挂肚。一个小小的草根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面对全国需要救助的60万孩子，常常感到一种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都可以等，但孩子们不能等。因为他们的骨头正在生长，血液正在制造，心智正在发展；对他们，我们不能说明天，只能有今天。要使孩子不再忧伤，只有伸出你的手，我的手，伸出全社会的手，让我们一起来说：孩子，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