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货币体系的各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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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存国际货币体系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难辞其咎,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

中国因为深受其害,所以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撰文,提出了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设立超货币有助于世界经济稳定的主张,并且在现实层面,开始真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体做法是先实现人民币区域化。

IMF难辞其咎

先来看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负有何种责任?

首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IMF,对美国资本市场监管缺失,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负有重大责任。

其次,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对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的放任,迫使许多国家不得不持有大量美元储备资产,而这些美元资产的价值,正受到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

再次,许多国家目前之所以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当初听从了IMF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等一系列主张。

最后,由于发达国家资金的大量撤回,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正处在爆发严重债务危机的前夜。

斯蒂格利茨的伟大设想

在国际经济学界,2008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初步设想。

斯蒂格利茨对作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问题的储备货币制度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制度对世界经济增长存在收缩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依赖于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而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非储备货币国外汇资产的积累,意味着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可以得到廉价的资金(如中国大量购买的美国财政部券是零收益即是明显例证),穷国则不但得不到廉价资金,而且还要承担在储备货币国的投资风险。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是这种不平等的最主要受害者,因为美元储备资产已越来越不具备价值贮存的功能。

斯蒂格利茨认为,货币体系改革应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储备资产的积累必须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第二,对经常项目顺差国必须有所约束;第三,应该提供一个比美元更为稳定的国际价值贮存载体。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一个最为现实的方法是大量增加特别提款权(SDR)的发放。SDR的发放同任何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无关。同时,由于SDR的价值由一篮子货币决定,当篮子中各货币的汇率发生相对变化(如美元兑其他货币贬值)时,其价格肯定比美元更为稳定。

斯蒂格利茨认为,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应该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储备货币积累的需求。

在操作的层面上,斯蒂格利茨建议成立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国按规定每年向共同设立的“全球储备基金”(GRF)提供给定数量的本国货币――这些货币应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GRF则向各成员国发放等值的全球货币,作为各成员国的储备货币。此时,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同时增加了一笔等值资产(全球货币)和负债(本国货币),但净资产并未发生变化。

在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时候,遭到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国家,可以使用美元外汇储备买进本币以稳定汇率,直至外汇储备告罄。现在,由于有了全球货币,该国可以用全球货币从GRF换取传统硬通货,继续本币的保卫战。有了全球货币,非储备货币国无需持有美元或其他硬通货。

非储备货币国通过贸易顺差所得到的外汇,可以立即用于进口,而不再需要把“购买力”掖到床垫下面。由此,储备货币积累额对全球所造成的通货收缩压力将得以避免。

美国的反应

周小川撰文指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他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周小川的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没必要创建新全球货币。美国财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宣称,美元依然“坚挺”,反对创造“超储备货币”。

美国如此强烈反对中国的改革主张,原因是其在这一体系中得到了巨大好处。

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源于一种不劳而获的发展方式,这就决定了美国需要把这个依靠过度负债、过度消费、过度货币发行的循环继续下去,还需要把不劳而获的成本转移出去。

这种成本转嫁最终的过程是,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滥发货币,从而引起世界实际产品的全面涨价,引起各国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而各国积累的财富在其货币贬值中,一起消化美元通货膨胀的成本。

不得不说,中国承担了美国经济发展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诸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