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迷你”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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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武汉长青石墨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在鲍其宏总经理办公室坐下时，有位身材矮小的女子过来上茶。她穿得很活泼，从侧面看上去像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我以为她是总经理的女儿，为了表示谢意，就伸手过去抚摸她的头，并说了句“好孩子”。待她倒完茶走出后，鲍其宏告诉我们：“她是个‘大人’，工作干得很好，还结婚成家了。”弄得我好不尴尬。

于是，我对她产生了兴趣，特地找她细谈。仔细端详，坐在面前的她，明眸皓齿，面容清秀，衣着讲究，穿戴得体。她身材虽矮却匀称。

老天不公，让我成为一个侏儒

我叫彭爱红，1979年出生，身体太不争气，长了23年，还长不到1.30米。

我的父母都是武汉钢铁公司的工人。我有两个姐姐，她们的身体都很正常。我还有一个弟弟，他长成1.74米的大块头。

我的年龄一天天长大，我的父母一天天唉声叹气。我知道他们是在为我“长不高的个儿”操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16岁，而身高仍停留在小学生状态。一天，母亲说：“爱红，你也不小了，老话说‘百艺好藏身’，我们想给你学个手艺，你看学什么好呢？”我想也是。经过一夜合计，他们最后定下让我去学缝纫。

三年学徒期满后，父母为我租好了门面，我独自开店做缝纫师傅了。但我的店内生意冷清。我心里很急，我的手艺也不错啊，怎么没人来呢？一天，一对40岁左右的男女，来到店内，男的说：“我们要为孩子做套衣服，明天就要，你这里能不能加工？”我上前笑着答道：“当然能，我晚上加个班就行了。”那女的突然问我：“师傅是你？你是师傅？”说完拉着男的就走，临出门那女的还在说：“这么个矮子，能做出个什么衣服。”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趟过艰辛，戏剧般地见到了“矮师傅”

1999年是我命运出现转机的一年。这一年，武汉长青石墨公司武钢残联分厂招工，我再次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了名。可面试时几个主考人又在我的名字后划了“×”，认为我不是残疾人。可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一位主考人很留意我的情况。面试完后，他特地留下我问了几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公司的副总侯四高。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进厂通知。长青石墨公司是一家福利企业，生产石墨垫片，厂里残疾人大部分有艰难的生活经历，因此大家能团结共事，吃苦耐劳，相互并不轻视。在工厂里我感到了大家庭式的温暖。

见我个矮，干不了重活，厂里让我当质检员。这是一份全新的工作，开始时我简直无从下手。分厂经理像知道我的难处似的，对我讲：“总厂很快会派质检员来指导你工作的。”

第二天，当经理将总厂质检员带到我身边时，我愣了半天，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原来他也是一个“小矮子”，估计高不过我一两厘米。我心里直犯嘀咕，什么样的师傅不能找？偏偏在哪里给我找来这样的一个“矮师傅”。但最终我还是喊了他一声“师傅”。

谁知我们戏剧性的见面是公司特意安排的。

他性情开朗，脾气直爽，我们一见面，他就毫不含糊地当起了师傅，拿起一个垫片对我说：“这垫片外表是一层很薄的钢片，里面填充的是石墨纸，检查时一定要注意是否有露边情况。”说完就带着我检查起来。就这样，我们每天一道上班下班，有时还谈谈家事。一次他在食堂主动为我打饭，搞得我很被动，哪有师傅替徒弟打饭的道理？

他叫赵连春，1972年出生在武汉东西湖区东赵湾。出生时他也和常人一样，就是长起来不如别人快，上小学时还只矮同学们那么一点点，但越到后来，他掉得越多。“长不高”给他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认为读书没什么用，高考即使考上了也不可能被大学录取。在公司里，他对质检工作异常负责，多次受到公司表彰。为与聋哑人更好地交流，他还学会了哑语。

他的家境不算好，只有两姐妹，妹妹长得出奇的高，高中毕业时，身高已有1.70米。他父亲去世多年，母亲身体有病，他成了家庭的主心骨。他也很能干，妹妹出嫁，几十桌客人的大场面，都由赵连春主持操办。

在同一片蓝天下，侏儒的爱情一样幸福

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我对他的称呼由原来的“赵师傅”改为了“赵连春”。

当我们工作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走路在一起时，周围同事时不会冒出一句:“天生的一对。”我虽然不当面反对，但心里想，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吗？要知道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可不是这样的啊！我本身就矮得够受了，怎么能再找一个矮对象？但眼前这位矮子却分明表现出他的魅力，他善解人意，关心我的冷暖。我心里很矛盾。

有件事打动了我的心。一次要检查产品质量时，由于他没搞清职工产品堆放的顺序，误将他人不合格的产品记到了一位聋哑人的名下，导致扣了哑巴的工资。他赔礼，哑巴不干；他赔钱，哑巴也不干，非要他在职工大会上作检讨不可。于是赵连春就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并主动要求扣发自己当月的奖金。这件事，使我看到了他真诚的一面，他不会弄虚作假。

在相互接触中，我们的内心是很敏感的，我们都明白，在我们之间，只剩一层纸还未捅破。

赵连春要亲手揭开这层纸。有个星期天，赵连春邀我到公园去玩，我没有推辞。公园的树荫下倚偎着一对对男女。我们走累了，也找个地方坐下来。只见赵连春的眼光老停留在我脸上，谈到高兴处，他竟大胆地拉起了我的手。我害羞极了，触电一般，浑身上下像有一股热流涌过。毕竟我长这么大，手还是第一次被男人抚摸。这时，我又兴奋又不安，老担心两个矮子在一起有亲密之举时，人们是否会把我们当孩子给喝斥开，那多难为情啊。

一天，单位派我们一同去购买游标卡尺。走出商店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赵连春马上脱下衬衣盖在了我的头上，他只穿一件背心，拉着我说“走”。我体会到了被男人呵护的幸福，但我不愿独自享受这种幸福，就叫赵连春也钻进来。两人头挨着头，脸挨着脸，彼此都能感觉对方的呼吸。雨中的我们实现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彼此亲吻了对方。我们太幸福了，这时看什么都那么顺眼：只见天是那么高，街上的人是那么好。

我们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我父母的反对。最终，我还是把他带到家里与父母见了面。父母虽然不乐意，但考虑到我如果不成家，对他们也是一块心病，又加上小赵到我家后表现不错，端茶送水，扫地洗碗，异常殷勤，还不失时机地挨坐在我母亲旁，仔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家庭现状和工作情况。慢慢地，父母对这桩婚事也就同意了。

他也有令人恼火的时候。一次，他的一位“哥们”的孩子“做十岁”，他要我一起去。他本来就爱喝点酒，席间便“哥兄老弟”地与人“斗酒”。我在背后不住地拉他的衣服，酒兴上的他，根本不听我的。我很生气，但又不便当着朋友的面发火。最后，他喝吐了。我忍住心头之火，还是为他擦干洗净，安顿他休息。

他知道我生气了，第二天就跟我打电话认错。我恨他任性，恨他不听我的话，于是把电话给挂了。之后，他又多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第二个星期天，他拎着水果来看我，并表示今后一定听我的话，决不与他人“斗酒”。他确实说话算数，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斗酒”的事。看来，他爱我胜过爱酒。

侏儒怎么的，不也照样干事业

常青石墨公司对残疾职工特别优待，这也是我热爱工作、干好工作的重要动力。连续多年来，公司帮助残疾人找对象，举行集体婚礼，并无偿提供家具、彩电和住房。

1999年12月25日，我与小赵结婚了。公司照例为我们举行了婚礼，为我们筑好爱巢。

去年11月，公司总经理鲍其宏找到我们，很慎重地对我们讲：“我想让你们到北京去跑业务，希望发挥你们更大的作用。”

就这样，我俩成了公司驻首钢的业务员，小赵还担任了业务主任。

生活不时给我们开点小玩笑。我俩去北京时，赵连春将两张火车票递给了检票员，检票员查了票，却又交还我们，说了句“叫你们大人来”。在北京跑业务得买一部手机，我们要售货员拿手机看时，她说什么“小孩子哪有钱？”

矮子自有矮子的办法。乘火车跑业务，我们身上时常带着款项，为了安全，我们不轻易说出业务员的身份，别人问起，也只说自己是走亲戚，串朋友，怕遇着混混“以大压小”，多招麻烦。我们走在街头，不免被旁人指指点点地围着看，这时赵连春一句“不就是人矮点，有什么好看的？”也就能解脱困境。

小赵常对我讲，我们不能只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自食其力这个低层次上，而是要干一番事业，要挑战生活，挑战侏儒。

在北京，我们一起登上了长城。站在高处往下看，回想我们的经历，我的心头有种成就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