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救援:需要援建的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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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事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在突发自然灾害与重大事故后，心理救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全国心理援助人才数据库网络正在搭建中，但现实操作中仍困难重重，这是一项需要引起重视，列入法律甚至形成援助体系的重大工作

灾难后，生命救援在和时间赛跑，而心理救援在和时间拔河。

“如果发现伤员或者死难者家属有愤怒情绪，就让他们尽量地发泄出来，等他们心理稳定后再做心理危机干预，这要当作一项纪律来执行。”作为“7・23”温州动车组事故心理干预组组长，著名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在事发第二天就带专家团队赶到了温州，组成了浙江省、温州市两级心理危机干预组进驻温州的各大医院，展开伤病员心理评估和干预工作。

由赵国秋带队的专家组共有24名专家，到温州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地100多名医院精神科、心理科医生和志愿者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培训。按事先部署，24名专家分为5组，加上新培训上岗的心理与精神科医生和志愿者，分配到12家当地收治伤病员的医院开展救援工作。

一次全新的尝试

在第一次对伤员和遇害者家属进行心理访谈后，赵国秋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恐惧、焦虑、愤怒等负性心理问题，特别是愤怒情绪，不论比例与程度，都比2006年的台风“桑美”和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等国内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大得多。

“主要原因这次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人祸往往使受灾的人更加愤怒、抗拒以及产生更大的心理恐惧，心理救援难度也增加不少。”赵国秋说。

这一次，他的纪律格外多，除了要做到忍受预者的愤怒外，还要严格限制非心理学专业志愿者和自称心理学人员到伤员病房；严格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操作等。

“以前‘自’愿者也很多，但他们缺乏组织、也缺乏技术规范，按照之前的经验教训，他们曾出现过好心办坏事的现象，所以这次完全采用专业人士进行工作，第一次采用了系统而完整的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心理干预。”赵国秋对《小康》记者表示。

专家组工作人员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往往要持续到夜里12点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事故的生命救援逐渐结束，而他们所进行的心理救援仍持续而忙碌地进行着。

赵国秋最为牵挂那些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孩子。备受的小伊伊不仅身体遭受重创，心理也受到了极大刺激。在跟踪小伊伊心理状况时，赵国秋发现她晚上经常噩梦、惊叫。常常因为害怕而哭泣，情绪也十分不稳定。而和小伊伊一样，在此次事故中受到刺激的孩子还有十来个。专家说的是大人的话，小孩无法理解与领会。难以与专家们建立有效的交流。面对这些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小孩，“该由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们失去亲人的现实，是很重要的问题。”赵国秋表示。

专家组对此反复研讨，认为从目前看，最稳妥的方法是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由他们的亲人和院方尽最大可能恢复生活原样，而不是接受此时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认养。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接下来，专家组正在积极拓展领域，设置追踪制度，发现一个干预一个，出院后仍要继续追踪，转移到外地的，则由属地省级相关机构继续追踪。

从“不待见”到“急需要”

8月19日晚上，心理学界的专家们齐聚在浙江大学，展开了对此次工作模式总结的学术研讨会。这一次心理救援的有序和科学性得到了学界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让赵国秋颇感欣慰的是，自“5・12”汶川地震以后，心理援助工作者们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功夫，终于能够派上了用场。

三年前，“5・12”汶川地震之后，中科博爱心理医学研究院院长傅春胜在第一时间应中科院心理所征召带队来到北川。

“你们可以做工作，但别添麻烦，你们做你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但你们要把调查的情况和数据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帮不了你们。”傅春胜至今记得初到北川时，当地政府官员对他们团队所说的话。当地政府的态度很明白：不反对就已经算是一种支持。而在开展工作时，他们直接感觉到了当地民众和政府对心理援助的误解和抵触，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标语。

他们在误解中坚持着，一直陪伴着灾民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三年后，新北川建成，老县城的居民告别了板房迁入新居。而傅春胜等专家和心理所北川站的志愿者们，已经成为了老北川县城居民的朋友，三年的时间使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建立了长期的心理重建和健康培养。这一次，当地政府也主动找到他们，承诺在新县城为他们提供办公条件，请求他们留下，随着居民一同搬到新县城来。

三年来，傅春胜一直奔波在四川、玉树、舟曲和盈江四大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工作。当他第一时间赶到玉树灾区时，惊喜地发现当地心理学会的相关负责人正在机场等待他；当他赶赴云南盈江地震灾区时，当地政府也热情地表示早就盼着心理学家的到来。

这些悄悄发生的转变是心理救援得到重视和发展的良证。在谈到三年来的变化时，中科院心理所前所长、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张侃还特别欣慰地指出心理咨询师自身的成长，以及心理援助模式和方法的确立，正好与之同步形成。张侃说，国内培养心理咨询师是从2002年开始的，而临床心理学也刚刚起步。汶川地震后，各地的心理志愿者蜂拥而至，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但其中只有大约四五百人是专业人士。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初期的心理援助并没有形成专业化，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同时也存在把灾民当研究对象采集完数据就走的人。

“这是很没道德的事。当时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但这三年持续在一线工作，一部分不适合这一工作的心理工作者自动就筛掉了，而剩下的心理工作者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素质，使得心理救援整体得到一个飞速发展。”张侃说。

此时，国内的救灾心理援助逐渐形成了政府提倡、心理工作者主导、社会支持、志愿者参与的初步模式。在这些心理专家们看来，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心理救援的内容从过去集中在精神健康方面，已经拓展到人文关怀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心理救援和持续性的心理救援。

全国心理援助体系撒网

一个全国心理援助人才数据库网络正在搭建中，这是张侃一直以来在追求的目标。

8月5日，中国首届心理健康与和谐社会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召开，作为此次论坛主席的张侃希望，利用这次的论坛再次推动全国心理援助人才数据库网络的建立。据他介绍，这个网络一旦形成，会交给国家相关监管部门，日后一旦哪出现灾难，就会立即启动网络备案，直接派当地和附近的专业心理援助工作者展开工作，节省调度的时间、成本。

“这一次温州动车组事故，属于浙江，经验非常丰富的赵国秋就带队直接过去，做得很好，这样不需要全国各地的人都跑过去。”张侃说。

在他看来，建立网络很必要，不仅是国家有这个需求，心理学界也该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心理救援也该形成固定的体系。张侃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建立专业心理援助者数据库网络，早在汶川地震前他就提出过类似设想，却在推进的过程出现了种种问题一直搁置着。

最初提出建立数据库网络时，心理学界还专门开过会，当时与会专家们都赞同，纷纷给出意见，都认为网络建设有必要性。但当落到实处，要求他们入库时，一些人却面露难色。原来，纳入网络需要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符合国家资质，二是不间断地接受专业的心理救援培训，三是一旦有派遣任务，必须随时动身出发工作，且至少要长达半个月以上。

这三条硬杠杠，使很多人产生了畏惧感。

“建立库大家都很激动，但是一提到这三个条件就有顾虑。一部分人是国家资质不够，很多人有热情，却不是专业的，有的连灾区都没去过；大部分人自身都有本职工作，其所在单位很难让他做到随时动身出发的情况，担心自己到时候走不开。”张侃叹气说，这是现实问题。

今年年初，在心理学常任理事会上，灾害心理援助的全国网络建立再次被提了出来。经过“5・12”汶川地震后三年来不间断地工作积累，这一次的提出得到了全体理事的一致通过，决定下一步先把已有储备的人才纳入网络中，但先不上交给国家相关部门，而是等这份名单中能达到超过一半的省份确定下来后再移交。

“现在全国已经有十个省份能够调动人员，但这些还都不是固定人员，总会遇到一些原因在调配上出现问题。日后这个网络建成后，灾后心理援助的人员就能固定下来，每年会更新一次。”张侃说。

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资深心理咨询师闫洪丰表示，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法规，推动确定中国灾后心理援助体系。在他看来，现在的救灾体系中，心理救援已经和物质救援、生命救援一起，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心理救援纳入到国家体系中目前还只是概念上的，十二五规划中，也将心理救援写了进去，纳入到救灾体系，但是却没有实际的东西，一旦出现灾难，我们做什么、如何做、经费如何落实、到达灾区找哪个部门直接负责等都不知道。下一步就是国家该如何落实。但是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都还是完全靠当地干部的重视。”张侃说。

赵国秋对此深有同感。在他看来，《精神卫生法》讨论了25年，应该尽快出台，他曾参加过该法规的研讨，发现其中关于心理危机干预这一块只是一个壳，没有内容。“应该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形成一个机制。”赵国秋说，心理危机干预本身应该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来抓，培养专业的心理援助人才。而目前的人都缺乏实践，应该通过大量的模拟拉练来提高水平。据他介绍，目前浙江省全省范围内将开展一次心理危机干预的拉练。

心理援助是一场长期拯救心灵的战役，这不需要速度，却需要持久性和耐性。“5・12”汶川地震后，张侃曾提出汶川地震心理援助需要20年，但如此长的救援周期，显然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心理救援网络和可以操作的社会救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