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辜鸿铭与毛姆的重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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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游历中国，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来到重庆，拜访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家辜鸿铭。次年，《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毛姆以《哲学家》为题，浓墨重彩地记录下了在南泉一幢老宅院里和这位哲学家的有趣碰撞。
游历中国的英国文豪
写下《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的英国文豪毛姆，绝对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他曾在伦敦干过军情处的特工，在马来西亚当过种植园主，还到亚马逊丛林探过险。鲜有人知道，这位游遍世界的作家，与重庆也有过一段交集。这段在重庆的经历令他感慨良多，以至于在其日后的著作中被屡屡提及。
1919年到1920年冬季，45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1500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就是他此行的产物。58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在毛姆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古老神秘的国度，同时又是一个愚昧专制的落后所在。他赞美长城的“巨大、雄伟、令人敬畏”，“静静地耸立在薄雾之中”；称赞川江纤夫的号子中表达的“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对赤脚裸身、汗流浃背的纤夫们那痛苦的中传递的“人性最沉痛的啜泣”，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当然，这本主要受众是西方人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讲述那些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的故事，中国的人、物、风俗风貌不过是一张亮眼的背景。唯有一篇与众不同，他以《哲学家》为题，浓墨重彩地记录下了自己在这次旅途的尽头重庆，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思维交锋。
看不惯洋人的“洋博士”
当毛姆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坐着小汽轮从长江下游一路颠簸到重庆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按他的说法“甚至只有走在城墙上才不会觉得拥挤”。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方园一千公里内见不到一条铁路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大一座城市，“即使走得再快，绕城一圈也要花上三个小时。”
当然，毛姆此行并不是来丈量城市尺寸，他的目标是旅居重庆的著名哲学家，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辜鸿铭。这位国学师承于诸多翰林鸿儒，同时又是在德国和苏格兰拿到西洋博士学位的“通”家，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人。他的英文和德文均说得很流利，但却是个极端保皇守旧的顽固派，以至于到死仍留着长辫。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此言一出，震得狂傲的北大学子一片静默。在北大讲英文诗时，他从不讲本子上的诗属于什么流派，而总是说“这是西方的小雅，这是西方的大雅，这是西方的离骚”。
虽然自己一肚子洋墨水，但这位“洋博士”却异常痛恨西方人，简直到了逮谁骂谁不可理喻的地步。但又绝非当时一些鼠目寸光、哀哀怨怨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学贯中西，因而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辜鸿铭开出六千银元的天价，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后来了解到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未满，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临走时，还特意留下了一句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世界闻名的英谚，被郑而重之地收录进了大英百科全书1924年版的英国谚语部。
当时，洋人们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辜鸿铭却依然故我，不管是笑面人还是恶脸汉，统统都打。和托尔斯泰书信往来，他老大不客气地批评俄国文学的粗陋；芥川龙之介听了他的一顿训诫，回国后的感悟是到中国什么故宫、长城都不必看，辜鸿铭一定得去见；泰戈尔来北京拜访他，被他数落言辞追求华丽，东方文化的代表应该姓辜而不是姓泰；就连在日本国内号称“辩才无碍”的首相伊藤博文也在他这儿被堵得无言以对。面对这么一个奇人，一向肆意而为的毛姆对于自己的这次重庆拜访，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差点因傲慢而流产的会面
起初，毛姆委托一个重庆有名的商人朋友菲儿·诺曼安排这次会面。可是很多天过去了，毛姆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于是忍不住向朋友询问，原来这位傲慢的英国商人不过是派人送了张便条，“传唤”辜鸿铭前来会谈。毛姆大呼失策，立马用谦卑的言辞重新给辜鸿铭写了封信，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允许自己拜访，这才勉强获得允许。
毛姆从南岸的洋商会馆区出发，乘轿来到如今南泉附近一处寂静、空旷的小宅子，这便是辜鸿铭的住所。他穿过一个破旧的院子，被领着进入了一个又低又长的房间。在毛姆的回忆中，“这是一间典型本地（川东）民居风格的房间，里面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美国式的带盖的桌子，几把黑檀木做的椅子和两张茶几”。
身材高挑，瘦得出奇，背后拖着一条灰色长辫的辜鸿铭站在堂屋中央，带着警惕的态度迎接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短暂寒暄后，这位文化奇人以德国人的思维逻辑，用一口地道的英语讲起了那些记载于古老典籍上的中国往事。他讲诸子百家闪烁着各自智慧光芒的学术争鸣；他讲以前的哲学家同弟子们周游列国，向可以教化的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国的国王很是善待他们，或是邀请他们出将入相，或是任命他们主治一方……这位学识渊博的老人，语调平和但又谈锋犀利，讲起他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每一句话的背后彷佛都备着十来个典故”，毛姆在回忆录里写到。
辜鸿铭赠诗戏耍毛姆
短暂闲聊后，辜鸿铭逐渐露出了“本性”，他先是挪揄英国的哲学家只能在神学家画下的圈圈里跳舞，接着又讽刺美国的哲学家，认为他们的石油更让人感兴趣。讲到当时西方学界对中国怜悯、猎奇犹如面对一头濒临灭绝的非洲野驴那样的态度时，辜鸿铭激动地说：“除了机关枪？你们凭什么理由说比我们高等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
从这些激昂的言辞中，毛姆陡然发现，这位东方哲学家研究西方文化的唯一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在辜鸿铭那里变得毫无价值可言，而辜鸿铭从4岁起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便是为了能有理有据地进行挑错和抨击。
这一发现，让毛姆日后在自己的文集中将辜鸿铭定义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却不再有皇帝能够任用他；他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能力施教诲之责；他渴望人们会成群地追随他，更渴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可是向这位顽固守旧派请教的人的却寥寥无几，而且还都是些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未接触过西方教育的行夫走卒”。
也许是当时就感受到了毛姆的这种轻视和怜悯，辜鸿铭的声音愈加宏亮起来。他满有激情地讲着，此时的哲学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宁静，他成了一个善辩者和斗士。“当我们尝试用理性和教化与邻居交往时，你们却求助于枪炮。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着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还会剩下什么？你们求助于枪炮，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这段话被毛姆清晰地收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段话也成为了之后几十年的一个预言，全世界的无辜和有罪的人，都在枪口下经历了一场劫难。
毛姆告辞前，半开玩笑地向辜鸿铭讨要了一张书法。辜鸿铭狡黠地点点头，为他写了两首诗。回到伦敦后，毛姆特别请了一位汉学家为他翻译出这两首诗的含义，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竟是辜鸿铭写给烟花巷里那些粉头们的情诗。虽然是个玩笑，但这首用汉语古文写就得诗歌却在逻辑结构和韵味上却极和当时西方现代诗的脾胃，这种功夫也令当时英国诗人们神往不以。以至于后来辜鸿铭的死讯传到欧洲后，苏格兰诗人乔伊格兰特感慨地说：“辜鸿铭都已经老死了，会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诞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