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高考能给教育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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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高考模式。据鲁昕介绍，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进行。“在高中阶段，16岁就可以选择你未来发展的模式。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鲁昕说。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因此，实行分类考试是对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以解决用一张试卷考所有学生的问题。但鲁昕的一番发言，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分类考试，究竟怎么操作，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舆论意见不一，赞弹皆有。
在笔者看来，按照教育部关于分类高考的设想，分类高考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技能型高考恐只针对高职院校招生，而非普通本科院校也认可两类高考成绩。
将高考分为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是对目前已经实施的高考高职、本科分类考试进行概念界定，还是有所创新，仍需要看教育部公布的具体高考方案，但极有可能是将针对高职院校的高考，定位为技能型高考，其他院校招生采用学术型高考。
我国各地目前已经对高职和本科院校招生实行分类考试，一是高职单招，包括“三校生”和普通高中生都可参加，参加招生的学校有高职院校和部分本科院校，由各省组织考试，考试科目包括语数外和专业基础知识，其中语数外的难度比普通高考低，还有部分院校实行自主招生；二是在普通高考高职录取时科目组合不同，如本科要求“3（语数外）+综合”，高职要求“3（语数外）+技术”或者只要求“3（语数外）”，从概念上讲，已经实行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的区分。
现在明确提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如果只是对以上分类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意义不大，这反而会造成纠结。其一，把本科全部归为培养学术型人才的院校并不妥当。这些院校有的还培养应用型人才，包括北京大学，还招收专业硕士。一个学生参加学术型高考进入学术型本科，毕业后考专业硕士，这是学术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其二，并不利于高职地位的提升。众所周知，目前考研分为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专业硕士就比学术硕士低人一等？
而如果教育部门将对学术型人才高考和技能型人才高考进一步创新，就面临以下问题：这两个高考同时进行，要求学生二选一，还是两个高考都可以参加？如果二选一，将限制学生的选择权；如果都要参加，则可能增加学生的负担。
第二，分类考试难实现人才分流，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问题无法通过分类考试实现。
应当肯定，推进分类考试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中职学生进高职，尤其是本科高职的概率会提高。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职的吸引力，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可在中考时选择中职。其次，有利于职业院校按自身培养标准招收学生，不再对学生提出过高的文化课要求，而要重点考查学生的技能。目前，实行的高职单招，只是考查语数外和专业技能，其中语数外科目的难度要低于普通高考。另外，在普通高考中，高职院校的招生也有所不同，有的省市规定报考高职可少考1～2门。
但是要说这样的分类高考改革，就能解决提前为学生进行人生规划，以及减轻学生负担，让职业院校办出特色的问题，未免过于乐观。
首先，由于职业教育地位低，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中考时，因考分低，不得不选择进中职院校（教育部门规定中职招生规模和普高为1∶1）。在中职毕业时，要升学，只得参加高职单招；高考时，由于考分达不到一本线、二本线，只有选择高职。
其次，分类考试给职业教育提供了学历提升空间，但提升学历不是职业教育的出路。我国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其实就是追逐学历的产物。地方政府要升本率，学生和家长也要本科学历满足面子。很多学校只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而没有货真价实的教育，这就让教育与就业脱节出现恶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低，无法推进传统产业、行业发展，就业岗位集中在低端。不改变“学历导向”，职业教育的出路必然很窄。
鲁昕副部长提到，高考将分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两类，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以解决这些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和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根据这一设想，将有一批新增的本科院校，纳入高职招生范畴，高职单招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但如果职业教育的地位不提高，这种转型的效果恐难理想。有多少学生愿意选择职业教育？职业院校能培养高质量有特色的技能型人才吗？结果会不会是用一批贴着大学生标签的职教生去填补现在的“用工荒”甚至“民工荒”呢？
再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招收适合职业教育的学生只是一方面，还需要学校有办学自，自主设置专业、课程，采取合适的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但在现实中，职业教育学校和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一样，缺乏办学自，存在千校一面，人才培养没有个性和特色的问题。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在分类考试的同时，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
第一，打破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分类考试+自主招生”模式。
说到底，分类高考改革，并不能解决提前为学生进行人生规划，以及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因为目前选择职业教育或者普通教育，学生主要看自己的中考和高考分数。大多因分数低，不得已才选择职业教育。面对这种现实，高考改革的重点在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给学校自主办学空间，扩大学生的选择面。集中录取不打破，无论是技能型人才高考还是学术型人才高考，都存在根据学生的考分从高到低录取的问题，基础教育还会是应试教育。技术技能型高考并不能凸显学生的技能。
如果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各高校（包括职业教育学校）可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学科专业要求，自主提出要求，报考者参加哪一类社会考试，在申请时要提交哪些成绩，这根本不需要行政部门来为学生分类，学生可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自主选择中学学习课程（包括技职课程），自由选择考试、自由申请学校。如此，分类考试才能起到作用。以笔者之见，对于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结合目前的招生现实，根本无需要求学生再参加什么高考，而可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学校教育实行宽进严出。
第二，要取消一系列针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按“类型”而非“层次”来发展职业教育。
过去十多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职业教育规模迅速增长，中职规模已与普通高中规模相当，高等职业教育也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总体而言，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还不高，中考时进中职学校对不少考生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而高考时未达本科线，则被认为是高考失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职业教育学校没有办出特色，教育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造成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的中高考录取，都把职业学校放在最后一个批次。这给学生和家长的整体感觉是，职业教育是差生才选择的。虽然教育部门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把部分中职示范校放在中考提前批招生，在高考中也实行部分高职单招，但未对大局产生多大影响。
高等教育实行等级管理，让学历情结更浓，除招生分批次外，高校还分为“985”、“211”、公办本科、民办本科、高职高专。这样的等级管理，造成在就业中学历歧视现象严重，引人注目的是学历“查三代”现象。一个“985”高校的博士生，如果被查出原来是专升本读的本科，用人单位不会佩服他勤奋学习的努力，不会觉得这样的人才更难得，而会把其第一学历作为“污点”排除在笔试、面试名单之外，第一关也过不了。
在这种环境中，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价值将大打折扣，再怎么上升，还是不被尊重。
要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调整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层次，而应该作为一种类型，这才是现代职业观――与普通教育平等发展。近期国务院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分互认，其意图是实现平等发展。可这也难免让人担心，会不会只是一种单向认可――职业教育认可普通教育的学分，而普通教育并不认可或只象征性地认可职业教育的学分？
有人认为，我国社会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认识，很难改掉。传统观念确实是重要原因，可现实对人的“教育”也是很有力量的。目前，职业教育不愁就业，表面上比普通教育更具前景，但前景恰是这些学生最担心的问题。他们的晋升、发展会处处受身份限制。而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劳动没有三六九等，行业、岗位的福利保障没多大差距。
这就提醒我们，发展职业教育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传统观念，必须努力打破升学教育模式，不以升学作为教育的目的，而应推进生活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将技术、职业教育作为受教育者的选择，并消除阻碍受教育者选择的障碍。
第三，要落实办学自，推进职业教育学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
我国过去一段时间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行政计划推进的，规定压缩普高规模，扩大中职规模。这不是政策引导、学校自主办学、受教育者自主选择的结果，由于一些学生不愿意读中职而无奈读中职，有的中职学校办学追求的是如何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牟利，导致部分中职教育空心化，还有的中职学校打着职教旗号办普通高中教育。
新一轮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需要政府采取现代的治理方式，要聚焦制度改革，给职业教育平等的发展空间，至于学校如何办学，应按管、办、评分离的原则，落实学校办学自。现在，政府在推动部分地方院校转型发展，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也注意发挥学校的积极性，要学校报名参加转型改革，但必须注意，只有政府、学校各司其职，才能顺利推进，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加以引导，同时把办学自真正交给学校。如此，学校方可根据社会需要开设专业、课程，探索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办学质量才能得到提升，给受教育者提供多种选择和多元成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