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变革政府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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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改革要从县开始，而县改革首先要改革不合理的组织结构。

在我看来，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成效明显，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很深刻的反思，这和政府治理有直接关系；第二，中国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以后，经过过去三年增长以后，我认为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战略形态面临重大转型，我想提出一个观点；第三，所有这些问题都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治理。

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三强三弱”的启示；第二，点面结合的双引擎经济增长战略；第三，变革中政府是关键。

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像西方预测的那样，中国经济可能呈一个L型、W型、U字型，还是快速发展，复苏的信号非常明显，GDP增长从二季度的7.9％到三季度的8.9％，但是我认为中国在采取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的政策导向体现出了“三强三弱”的特点：第一，保增长的动力强劲，措施得力，而调结构相对力度较弱，步履艰难，包括政府的财政大计划中相当多的带着非市场化的倾向；第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明显，但是启动内需相对迟缓，在内需拉动经济特别是消费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我说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拉动经济涉及的问题很多，涉及到国家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涉及到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第三，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但是民营经济作用相对较弱，特别是在99％的中小企业目前依然困难。

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在“三强三弱”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呢?它折射了四个问题：第一，折射了政府在潜意识中并没有真正摆脱经济增长方式的传统思维，还是把GDP放在前面；第二，救市的重拳并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驱动型，至少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第三，救市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导致市场化改革的中断；第四，救市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垄断行业的地位。成功救市的后面隐藏着四个关键性、战略性的问题。

第二，点面结合的双引擎经济增长战略。我不怀疑在“金砖四国”中，未来的中国经济仍然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决定了中国内在有非常大的发展冲劲，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特别是经过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形态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增长的战略层面上一直推行的是以东南沿海带动中西部，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首先开放、首先发展，然后带动中西部，但是我认为这种梯度经济增长战略形态有可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我概括为由坚持沿海带动内地的梯度推进战略转变为“点面结合”的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

“点”是指经过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区域经济圈，“面”是指全国3000多个县形成的经济体，“点面结合”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将重塑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进程。

第三个观点，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砖四国”未来能否发挥作用，多大程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部治理。我认为，中国的县将成为一个全面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极。政府的改革要从县开始，而县级改革首先要改革不合理的组织结构，我大力推崇广东顺德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思路，党的机构没有一个是独立的，都是和政府混合的，组织和人事混合，宣传和文化混合等。中国两千多个县，如果能够推行顺德党政混合的组织架构，将对我们现有的治理结构发生重大的改变。党政混合的组织架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经济高效的运转模式。

这样一个组织架构、治理结构，我认为需要考虑到县级官员的选拔制度，一个好的组织架构，必须有合理的官员选拔机制，我认为在县一级可以考虑县委书记不要兼人大主任，县委书记可以兼县长，县长书记一个人，通过党内选举县委书记，通过人代会选举县长，扩大基层的直接选举范围，应该拿一两个县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