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创新优势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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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北京这座打造了“中国硅谷”，孕育了大批纳斯达克中国该概念股的城市，却正因其高昂的房价，严格的户籍制度等，使得创业者和高科技人才约结不已
2004年，袁沈钢创办的网康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关村挂牌成立。袁的经历在中关村的创业者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技术出身，多年的海外留学和硅谷练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在信息技术的浪潮中抓住了创业契机，并选择了北京作为自己梦想的起飞地。
说这些创业者们承担着北京乃至中国经济转型的重担毫不为过。作为区域经济的微观主体，一座城市的经济模式、增长路径最终是由企业构筑而成的。而从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创新往往是由初创企业、中小企业担纲主角。即便是那些如今已成长为行业巨鳄的公司，在其发展轨迹中，往往也是在初创阶段最具创新活力，尽管当时，它们的资金投入和人才、设备等创新条件无法与日后相比，但强烈的生存压力却成为他们创新的最大动力。这一点，中外莫不如是。
北京要借创新资源促城市经济转型，就必须将创业企业、中小企业放到产业创新源头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对待，营造适合创业企业发芽、生长的环境。然而，如今这座打造了“中国硅谷”，孕育了大批纳斯达克中国概念股的城市，却正因其高昂的房价、严格的户籍制度等，使得创业者们欲罢不能，纠结不已。
高生活成本削弱人才吸引力
无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信息产业在中国发轫以来，北京一直是高科技创业者的首选地之一。
“当初回国创业时，我没有过多犹豫就选定北京作为网康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一方面是因为我曾在北京中科院软件所完成硕士学业并留京工作，对这个城市极为熟悉，深有感情；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网康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互联网控制管理领域的高科技公司，要将国际上的技术趋势、热点与中国本土的需求相结合，就必须从高素质的科技人才起步。我认为办企业最重要的是‘办人’，人才重于一切。在科技人才的层次和数量方面，北京有中国其它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并且后备力量十分丰富。这是网康科技创业和成长的最佳环境。”袁沈钢说。
有过科研院所求学、工作经历的袁沈钢对于北京的人才战略有着深刻的体察和认知。他说，从建国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国人才逐渐向北京聚集是大势所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承担着经济中心、科技中心的职能，大量的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经费高投入也在支持着北京的人才优势。
用北京推立方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张路的话说，选择在北京创业，是因为人才在这里，客户在这里，供应商也都在这里。推立方是一家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公司，“你不可能三天两头出差，跑到北京来和中国移动、摩托罗拉谈合作。”而且即使是在北京，他们这一类的创业公司也得咬牙把办公地点设在中关村或是国贸这两个商圈之内，一是因为上下产业链基本都汇集在这里，二是在这样的地点办公相对好招人。“虽然丰台等地方的办公成本相对要低，但招到人的概率也低。”
在高科技领域，人才是比运营成本更让创业者们看重的因素，但令他们深感忧虑的是，北京的人才优势已面临严峻挑战。
“最大挑战来自科技人才安居乐业所必需的生活成本上升。如今，外地人才在北京定居的生活成本太高，房价高涨、交通时间过长等问题，已经削弱了北京的人才吸引力。严格的户籍限制也使得北京正在逐渐丧失优秀的外地科技人才。”袁沈钢说。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网康科技近年来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很优秀的研发工程师，工作几年后到了成家立业时，有的选择回成都，有的选择回青岛，原因大同小异，但总的来说，不外乎认为北京生活成本过高，买不起房，并且无法获得北京户口，这就意味着下一代不能在这个城市扎根。而优秀人才在工作数年、得到充分培养后选择离开，对企业而言是巨大的损失。
面对记者的采访，袁沈钢呼吁，连东莞都为优秀农民工上户口了，难道北京不应该为优秀的科技人才放开户籍限制吗?同样是在2004年创业的分类信息网站CEO杨浩涌也表示，像赶集网这样脱离了早期资金困扰的企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在人才招聘方面，如果国家能给企业更多的北京户口名额，相对来说人才的引进就会容易得多。虽然北京也有高科技人才和领军人才选拔，但通过这种选拔机制落户的机率比其它城市低得多。
除了户口之外，这几年飞涨的房价使得大量创业人才和科技人才在北京安居变成了一种奢望。动辄几万一平方米的房价，让相当一部分科技人才选择回归本省省会城市或家乡所在的二、三线城市。“地方省市的企业提供相当于北京企业一半的薪水，就可以保证这些科技人才在家乡过上比北京更好的生活。而作为北京的科技企业，我们却很难用无限上升的薪水来挽留人才。”袁沈钢说。而那些坚持漂在北京的，很多只能选择在偏远地方租房，“白天有辛苦的工作，路上交通往返需要两三个小时，回到家需要三两人合租一室，怎么保证休息?”
对于住房难题，袁沈钢建议，北京需要建设500栋青年公寓，用于向青年科技人才出租，租金要低廉，而且，这样的青年公寓“在海淀区就需要100栋”。其实，在这方面，硅谷已经作出了榜样，在雅虎等知名的IT公司附近，都有由政府兴建的、便宜的、可长期出租的公寓对其工程师出租。
其他城市的挑战
北京既有的创新优势所面临的挑战，还来自其他城市。“去年我参与的留学生考察团到江苏省的苏州和无锡两个城市时，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接见了我们，听取了留学生的各种意见，并作出了税务、园区办公租赁等各方面能给予创业企业的优惠承诺。”袁沈钢说，“相比之下，北京对科技企业的吸引力不够。”
杨浩涌当初回国选择创业地点时，曾考察过无锡和上海。他认为北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像其它城市那么大，尤其对于初创企业，其相关政策如税收的减免，资金的支持都明显不如其它城市，创业企业获得补助的比率比其它城市要低。“这可能与北京所处的位置和阶段有关系，北京好的、大的公司太多，成长型企业也很多，同样一个项目，在外地获得启动资金的成功率要比北京高得多。”
然而在更为草根的创业者张路看来，北京市对于海归创业者的支持相比之下已属相当优厚了。“北京市针对海归有一些创业方面的鼓励措施，但对于草根创业，则几乎没有扶持。”另一位企业已创办6年的草根创业者也向记者表示，对于政府扶持“毫无感受”，而且，虽然企业业务与互联网相关，但由于企业不在高新园区，不算高新产业，相反感觉到“税务繁多”。
去年，张路的一位清华大学的朋友向他介绍了无锡的“530”计划。这是无锡市政府2006年提出的一个人才引进计划，目标是在5年内引进
30名领军型海外留学归国创业人才。目前，这个计划已不限于海归人才的引进。去年，这位清华毕业生的一个创业构想被“530”评审办公室评为B类创业项目，并获得了来自无锡市政府的60万元无偿资助，300平方米的免费工作场所、免费公寓，以及准备再追加的来自政府的更大数额的风险投资。而如果获得A类评级的话，来自政府的无偿资助将能达到100万元。在张路看来，几十万元的雪中送炭对于初创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而且规模正好合适。
“对于初创企业，海淀区有一些政策，大概能扶持10万元左右，钱太少，获得的企业也太少。”据张路介绍，北京有一家跨国VC，非常看好推立方的模式，但按照这家VC的投资模式，单笔投资最小的规模是200万美元，而且股份占比不能超过20％，这就要求推立方至少得有1000万美元的估值。“等你做到这个规模再来找我”，VC说。对于创立不满一年，前期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上的推立方来说，这个承诺恰似远水难解近渴。令张路感到兴奋的是，最近有一笔百万元级别的天使投资将要到位。“在投融资环境方面北京无疑具有优势，但就这个市场本身来说，其丰富度和成熟度还远远不够。”张路说。
据张路介绍，类似无锡“530'’计划正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高科技人才，哪怕他们只有一纸商业计划书。北京有很多创业企业也在计划开辟无锡战场。断言北京的创新资源正在向外地流失或许以偏概全，但此消彼长，北京的资源集聚优势正在削弱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错位的政府意识
作为创业者，你最希望政府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务?
面对这个问题，大部分接受采访的创业者都认为，在企业初创阶段，政府应该提供更多资金方面的支持，比如减免税收、政府补贴等。一位创业者建议，政府应该在工商、税务的管理规定、做事方法方面，对初创企业人员提供一些培训。“我记得开始时我们发票总填错。”这位创业者说，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非常繁琐，而初创企业不太可能都请一个工商方面的顾问，或者专职的会计，都是自己花了代价才弄明白。目前市场上虽然有这方面针对中小企业的外包服务，但对于专业领域里面的一些专业规定，这些服务公司自己也不甚了解，服务很难到位。
到了企业发展的中期，创业者则希望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袁沈钢的建议较有代表性：政府应该减少对于科技创新的干预，减少对科技企业的准人制审查，减少各种证书的颁发，什么样的科技企业具备创新力应该由市场说了算，不应该由政府决定。
从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初创企业往往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具体和细致的服务和扶持，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更希望政府做好市场规范的工作，营造健康的投资环境。而在现实中，政府的做法与业界的期望恰恰相反。在扶持新兴产业、鼓励创新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抓大项目、投大国企。例如上海在IT领域大力扶持上广电、在汽车领域扶持上汽，北京重点扶持京东方、北汽等。固然，政府抓大项目、大企业有其必要性，但在鼓励创新的旗号下，将有限的扶持资金大量倾斜于大企业，则恐怕是对产业创新的一种扼杀。如前所述，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在中小企业，政府扶持政策向大企业倾斜而忽视小企业，将使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评价一座城市的创新环境，创业精神是最综合的评价指标。联想投资的投资助理陆悦近年来几乎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考察外地企业上，在他看来，深圳的创业者“多数是草根，做事低调”，北京则更多高调一些的创业者。北京有很多创业者是通过关系来完成创业，而深圳“更多的是打拼”。其实在创业者的创业方式和创业精神背后，折射的往往是政府的角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