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人”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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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忘不了五年前的一个眼神。汶川地震后，我去北川中学临时安置点采访。得知我是记者的一瞬间，一位心理援助志愿者的眼睛里射出了敌意。她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我说：“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扰这些孩子了！”

我有过瞬间的错愕：记者出现在灾难现场、关注灾难中的人，是天职所在，有什么错吗？但当我收起记者证，蹲在对面听她“控诉”完，也是在一瞬间，我决定马上离开这个“新闻现场”。

我们一味地强调所谓的“职业状态”，追求所谓的“深度挖掘”，以为只有挖掘到那些凄美绝伦的“独家故事”，才算尽到了一个记者的使命；甚至以为只有采访对象在镜头面前的眼泪，才能丰满灾难的底色。我们往往一面自以为是地关注着人物的命运，一面却粗暴地将采访对象推回命运制造的悲剧阴影之中。

这是很多涉及人物命运冲突的报道，尤其是灾难报道中存在的常识悖论。其实回归新闻的“初心”，任何有价值的新闻，价值链的终极一端一定是“人”——不仅仅是服务“人”，而是新闻操作的每一个细节要尊重“人”。记者的职业行为和职业追求，绝不可僭越这一基本常识。

老新闻工作者、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有句名言：“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说的是“铁肩担道义”的记者，笔头系着千钧责任，为业要公，做人要正。同时，正因这责任，记者采访和报道时更应慎之又慎，尤其不可为求一时的“职业荣耀”而鲁莽“入侵”他人的“隐私”。

这样的鲁莽，我在汶川地震采访中碰到过，在玉树地震采访时也撞见过，在芦山地震的新闻镜头里也看到过。这些缺乏专业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新闻操作，在芦山地震时一度因微博等自媒体被网络放大，使整个记者群体陷入舆论狂飙，被要求“滚出灾区”。

不可否认，在灾难面前大多数记者展现了媒体人的良知、责任与人性，也因此获得了职业荣耀和社会尊重，那么为什么不能再仁慈一次，把镜头和话筒从这些受难者面前移开？北川中学的采访之后，我很认真地反思过，也写了一篇新闻评论——《尊重生命永远比记录新闻更重要》，我说：“面对罹难者，面对悲惨凄苦的伤者，面对痛不欲生的生者，新闻总该有所禁止， 哪怕是出于一个人人性的本能，我们也该从他们面前，把镜头移开，把话筒收起。因为，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永远比新闻记录更重要。”

庆幸自己有过这样的反思，所以在我亲历的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报道操作中，没有因人性和伦理的失误而造成职业遗憾——尽管别的遗憾很多。很多从汶川归来的记者应该都有类似的“共识”，但遗憾的是，这远没有成为国内业界的共识，或者说至少在国内记者中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伦理规范，很多缺乏经验的记者往往因为所谓的“新闻冲动”，而将“人”抛于脑后。

台湾公共电视《节目制播准则》（2007年修订）规定：“尊重悲伤为私人的时刻，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不过度侵扰悲剧或灾难受害者，不强迫访问哀痛中的人。访问时应避免询问空乏冷血的问题（例如‘你有什么感觉’），而应询问具体实际的问题（例如‘你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等）。如果同时采访的其他媒体问了不得体的问题，尽可能在报道中删除。”①

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专业媒体都有类似的“准则”，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报道呈现更多的是理性一面，恰恰是这样的理性，体现的是处处为“人”着想的人文关怀。

我至今对两年前日本“3·11大地震”中日本媒体的报道印象深刻。中央电视台转播的NHK电视画面很少血腥的镜头和悲情的渲染，更多的是报道灾民当下的处境和需求，以及政府的作为。他们不断将镜头对准政府发言人：政府刚刚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反而是央视自采的报道，记者将镜头对准了废墟前的灾民，让其讲述海啸袭来时的情景。

一个“大记者”或者说成熟的记者，要件一定有很多，比如资历、才气、勇气和思想，可能因人而异，特长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深深根植于其职业生涯的人文关怀。敬业的记者可以忘我，但不可忘记自己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新闻人，更不可忘记自己面对的是可能会被自己改变命运的人。

记者，当以“人”为大。

注释：

①陈力丹 周俊 陈俊妮 刘宁洁：《中国新闻职业规范蓝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为科技日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