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印迹的锐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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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北是近年出现的“新归来诗人”（特指在1980年代就开始写诗，后来因种种原因而一度中断写作，近年又重提诗笔的诗人）群体中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顾北的“重返”，不是简单地延续早期诗歌写作的抒情风格，而是极力求新求变，充分展开各种新的艺术可能性的探索。顾北的新作《作为王的男人》等几首诗就是这种探索的具体体现。

在《作为王的男人》一诗里，“作为王的男人”显然是一个过去式，他早已失却了昔日的王者风范，甚至深深地陷入一种困厄的处境之中难以自拔：“一个男人坐在阴影中。纵横交错的/树荫，像个牢笼，阳光在旁边切开了新鲜入口，你无法走进/正如他无法出来，光线是摇晃不定的/周遭环境被敌人毁坏殆尽”，而诗中的说话者“我”，则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冷眼打量着“作为王的男人”的全部雄性荣耀的衰落：“我鼓动自己奋力爬上去/发现男人已老，须长面白/他五指缠绕，显得柔弱静美/目光宛如一头即将退位的狮王/悲伤望着妻妾们施施然离去/噢，那是被风抽干了的兽皮袋/终因生活的遗弃而软倒在地”。在这里，柔弱、干、软等形容词发挥了一种有力的消解作用。不过，如果细加推敲，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在“男人”和“我”之间暗含着一层吊诡的关系：眼下的男人其实就是“我”未来的结局或归宿，或者说“我”的打量对象是自身。从这个意义说，诗的第一节的最后发出的“我要真正的生活”的呼告，既是男人的声音，也是“我”的声音，二者相互渗透。那么，在喧嚣混乱的当下，什么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活”？诗人在其他几首诗里向我们提示了一些颇值得推敲的线索。

首先是让生命重建与水之间的亲密联系，获得充足的湿润感：“我相信天上掉下鱼，掉下大江和雨中惊吓的/女人。春天需要一场豪雨，需要从城市出发前往/农村。一些花朵犹带雨露，趟水的大街横亘在/淡淡的额头，一些粉红，一些花白，一些可以在/镇海楼这样宏伟的建筑大声喊叫的诗句”，这种湿润感不仅仅是身体的需要，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内在需求：“在我仍旧疲倦于写作而不停留，望见身体的旧帐篷/依然流落在雨水里。那已是我行将湮灭的声音/借一场不期而遇的雨/寻找一个时代鲜明的印迹”（《雨天·鱼和女人》）。其次是激活爱情之火，使之与“水”构成一种相克相生的和谐关系：“水在沸腾时候歌唱/它亲吻了温度和拘谨的铝锅/水在结冰时候睡去/它亲吻了久候的那人和蓝色大地”（《我清醒是因为所有的水都醒着》），不过要真正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有着极大的难度，尤其是当“水”演变成“巨澜”，从而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力量时，“火熄灭的叹息”就难以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达到二者的平衡，这就需要一种大智慧了。最后，告别的姿态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再见，巴布勒斯》里，“巴布勒斯”可能是诗人生造的一个名词，它所指称的是一个类似乌托邦的所在，只是这个乌托邦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再见，我的巴布勒斯；嗨，再见啦/永远的川上河流，谨小慎微的父亲，我陌生的姐妹/昨夜的肥酒如沐春风，更多亲人围绕身旁/说话，说着天上的愉悦；再见吧，再见/亲爱的巴布勒斯。你不要再找我，丢失的/再见，我死去的母亲，处女的母亲，我罪恶的/巴—布—勒—斯”。或者也可以说，巴布勒斯是旧的生活方式的象征，作者告别的指向性显得十分明确。而在那些密集而急切的告别语的背后，隐藏着诗人寻求新的乌托邦的意图。

当然，这些线索不是标准答案，它们带给读者的，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启示，而非具体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诗人的写作，往往是以一种独特而犀利的方式来见证时代，烛照人心。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混乱、破碎、失重感，等等，正是顾北的这些诗为我们揭示的“时代鲜明的印迹”。阅读这样的诗，我们会更为深切地体察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境遇，从而与这个时代建立一种更为良性的互动关系。

伍明春，文学评论家，现居福建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