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手术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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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被称作“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并且年轻化的趋势。而具有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可重复等优点的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无疑给众多冠心病患者带来了新生。全世界也因此每年增加170万“支架人”(2008年中国这一数字大约为18万)。

冠心病是供应我们心脏血液、营养的冠状动脉出现了硬化、狭窄,导致血流不畅、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而支架手术就是在我们的大腿根或者手腕上切一个小口,然后通过血管穿刺技术,把支架放入我们的冠状动脉里面,然后在合适的位置把它释放出来,“撑”起狭窄的血管,从而恢复冠状动脉的供血,达到改善症状、“起死回生”的目的。

这种治疗冠心病的思路和方法,也许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然而,1929年,当年仅25岁的德国医生威尔纳・福斯曼勇敢地在自己身上做出这个实验的时候,却不为世人所理解:他在自己左胳膊上切了一个小口,通过静脉系统,把导管送进了自己的右心房,然后又走到放射科,自拍了一张证明导管在右心房的照片。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开创了心脏介入手术的先河,几十年后(1956年),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冠状动脉造影技术的成熟,为心脏介入手术的开展迎来了曙光。1977年9月16日,另一位德国年轻医生安德鲁斯・格鲁恩兹用自己精心制作的导丝和球囊,在一位前降支(冠状动脉的一支主要血管)狭窄80%的病人身上实施了手术,这是全世界第一例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PCI手术(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的经典原型。在两个月后的美国心脏协会的年会上,安德鲁斯・格鲁恩兹报告了世界上首批4例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的临床结果,他的报告震惊了整个心脏学界。而且,这些首批接受治疗的“幸运的病人”在术后10年进行了冠状动脉造影的复查,其冠状动脉仍然通畅得接近完美。不能不说,这4位病人很好地配合了这位心脏介入手术的先驱,共同谱写了一段医学史上的佳话。

在安德鲁斯・格鲁恩兹医生开创性工作的鼓舞下,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蓬勃地开展起来。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些手术并发症和球囊成形术的弊病开始出现。排除血管破裂、血管夹层这些与手术操作相关的并发症以外,手术后冠状动脉高达30%~50%的再狭窄率成为突出的问题。在这些再狭窄的病人中,很多需要再次手术,甚至是紧急外科手术。

1986年,世界上第一枚“白膨胀”冠状动脉支架被成功植入人体,这种支架可以显著地降低术后冠状动脉的再狭窄率,减少球囊扩张手术的并发症。因此,它的优越性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20多年来,形形的新型支架层出不穷,在材料、形态、释放技术方面不断进步,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好。比如,从金属裸支架到药物涂层(洗脱)支架,较好地解决了第一代金属裸支架植入体内的再狭窄问题,将再狭窄率降低到了3%~10%。所谓药物洗脱支架就是在支架表面涂有一层含有药物的薄膜,支架植入体内后,支架表面的药物会缓慢地释放出来,从而抑制血管内膜的增生,保持血管的通畅。2002年,欧洲率先批准使用药物洗脱支架,到2004年底,药物洗脱支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有超过80%接受心脏介入手术的病人植入了药物洗脱支架。

目前,冠心病的治疗呈现“三分天下”的态势:药物治疗、介入支架、外科手术三足鼎立。药物治疗是所有治疗的基础,而介入治疗和外科搭桥手术则针对不同的病人,各得其所。介入手术创伤小、见效快,解决了大问题!其缺点是支架本身,尤其是药物洗脱支架植入后病人需要严格抗凝半年以上,否则支架内会形成血栓,导致再狭窄。而外科搭桥手术疗效确切、作用持久、血管再狭窄率低,是一种经典可靠的治疗方法。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曾做过这种手术。

但是,无论是介入支架手术还是外科搭桥手术,都是“治标不治本”。它们如同一个“管道修理工”,通过“清淤”或者“架桥”,暂时疏通了血管,恢复了血液供应,改善了病人的症状。若手术后仍不注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那么,新的隐患还会不断产生,管道还会淤积,我们的心脏又将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健康至关重要。

(摘自《百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