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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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基于VECM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工人福利的改善，增加进口虽然在短期内对工资有下拉作用，但在中长期发挥推动促进作用。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背景下，优化制造业产业和贸易结构，提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借助人民币升值时，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相对下降的机会，增加进口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并尽快建立起与劳动生产率相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是提高我国制造业工人福利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汇率；福利效应；制造业；VECM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1-0015-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1.03
一、引 言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向均衡水平靠拢，2010年整体呈现出“碎步式”升值和弹性增强两大特征，一年来累计对美元升值超过5%。2011年继续延续升值态势。2011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收于6.3009元/美元，较2010年末同比升值5.1%，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61个经济体中，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居于第三位和第二位。而此时距2005年汇改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累计升值31.4%。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体中活跃和重要的一员，人民币汇率波动注定将会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而制造业作为我国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贸依存度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工人的福利水平受汇率波动影响更为显著。
二、文献综述
国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汇率波动会加剧制造业工资的变化。Din M和Mohammad Y（1998）通过对GCC国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发现汇率贬值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并通过推动物价上涨影响经济发展[1]。Campa M和Goldberg P（1998）研究发现美元贬值能明显地提高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工资水平[2]。Goldberg P 和 Tracy J（2001）也认为美国制造业总体工资的汇率弹性和行业的外贸依存度正相关，制造业细分行业工资的汇率弹性和行业竞争度负相关，与工人技能水平正相关[3]。Lebow E（1993）同样指出当一经济体同时存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时，汇率波动对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最终要视劳动力流动状况而定[4]。Robertson R还以墨西哥为例，对发展中国家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汇率波动也会加剧制造业工资的变动[5]。
国内学者愈会新（200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对我国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工人工资水平具有提升作用，而对内销型行业的工资水平具有挤压作用[6]。鲁晓东（2007）同样认为对外贸易对工人福利的影响因行业属性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7]。吴丽华、王锋（2006）则从汇率错位的角度研究了人民币汇率错位波动的经济和福利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出口和进口都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改善[8]。但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存在不一致的观点。王茂林、赵昕（2007）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检验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效果后，认为人民币升值在长期下拉工人工资水平，在短期提升工资水平[9]；但丁剑平、鄂永健（2005）基于协整检验，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工资水平都不存在协整关系，这意味着汇率与工资之间并无稳定的关系[10]。史恩义（2007）的实证模型也认为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工资的影响不显著[11]。由此可见，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存在分歧。因此，本文将在扩展实证分析样本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较系统地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做实证研究。
三、理论模型
汇率与工资水平之间的理论模型由Frenke（2004）首次提出，他定义实际汇率[12]：
e=PN / PT （1）
其中e表示实际汇率值，PT代表贸易品的价格，PN代表非贸易品的价格。根据贸易品一价定律，PT和PN又分别可代表国际平均价格水平和国内价格水平，而e作为国内商品价格与国外商品价格的比值。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比值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经济资源等市场生产要素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实现优化配置。假定在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体中，只有生产贸易品和生产非贸易品的两个经济部门，市场要素能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工人工资水平正相关，劳动力需求数量与工人工资水平负相关。当劳动力市场出清时，劳动力需求等于劳动力供给：
LS（W/P）=L（W/PT）+L（W/PN） （2）
其中，LS表示劳动力的供给量，L表示贸易部门的劳动力需求量，L表示非贸易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数，且有（LS）'>0、（L）'
LS（w）=L（we1-a）+L（wea） （3）
对（3）式两边求导，得到汇率对各个变量的影响：
其中“*”表示均衡水平。（4）和（5）式表明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均衡就业水平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具体表现为本币升值会降低贸易部门的工人就业数量，而会增加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数量。（6）式由于分母符号大于0，分子符号不确定，导致dw*/de的正负无法判定，这就意味着汇率变动对总体工资的影响方向也是无法判定的，其效果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结构。因为本币升值在降低贸易部门劳动力需求进而导致工人工资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会因为增加非贸易部门的劳动力需求而拉高总体工资水平，所以总体工资的上涨或下降最终取决于这两者之差，即汇率波动对工资的影响效果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而根据Corden M和Neary P（1982）的研究，制造业是可贸易部门，由此根据该理论模型判断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制造业的福利水平，下文实证分析部分将检验这个结论[13]。
四、实证分析
（一）VECM模型的设定
时间序列通常具有单位根，是个非平稳过程。针对非平稳问题，Engle和Grange（1987）提出了协整理论，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14]。Johansen（1995）和Hendry（1995）进一步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引入Cointegration theory， 使得含有该协整关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M）的理论基础和实用价值大为提升[15-16]。本文也将建立VECM模型做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实证分析。VECM模型如下：
Yt=∏（Yt-1'，trend，St-1）'+ГiYt-i+？准Dt+？孜t 其中t=1， ，T，？孜t ～（0，∑） （7）
其中Yt、St和Dt分别代表内生、外生和虚拟变量。考虑到时间序列一般具有某种趋势，进一步在协整空间引入趋势变量（trend）。如果Y（t）含有r个协整关系，则存在满秩矩阵？琢和？茁，使得∏=？琢？茁'。其中，？琢是动态调整系数，表示变量向协整关系调整的方向和速度；？茁是协整向量，表示经济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茁'Yt-1是I（0）变量，也即Yt中含有r个独立的协整关系。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开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国民福利。因此，根据Frenke（2004）的理论模型，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本文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福利效应的实证模型中，将内生变量集设定为：Yt=[et，Wt，EXt，IMt，LRt，MLt]，其中et代表美元兑人民币平均中间价，Wt代表制造业工人年平均工资额，EXt代表制造业年出口货值，IMt代表制造业年进口货值，LRt代表制造业年平均劳动生产率，MLt代表制造业年平均就业人数。
（二）数据处理和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1978—2011年的年度数据，其中进出口数据和汇率数据来源于IMF IFS数据库；制造业平均工资和就业人数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78—2004年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借鉴卢峰（2006）的计算结果[17]，2005—2011年数据由笔者根据卢峰（2006）的方法进行补充计算得出。在建立模型之前先对各指标名义值进行以下预处理：
（1）实际进出口货物货值用1978年为基期美国批发物价指数WPI调整得到；
（2）实际制造业平均工资用1978年为基期的CPI指数调整得出；
（3）分别对各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经处理后，汇率、平均工资、出口货值、进口货值、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人数分别记为：Lnet、LnWt、LnEXt、LnIMt、LnPMt、LnMLt。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做实证分析之前，先采用扩展的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ADF）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变量都是I（1）时间序列，且经一阶差分后都是I（0）的平稳序列①。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在VAR模型合理设定基础上，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上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对因变量的预测精度具有显著性改善效果的检验方法。为在消除误差项自相关的同时又使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在进行检验之前，必须首先合理设定VAR模型结构，科学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本文使用AIC、SC信息准则作为选择依据，检验结果显示最优的滞后阶数为2，因此在VAR（2）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1显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在工资方程中分别拒绝了汇率、出口、进口和就业人数不是工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但不能拒绝劳动生产率不是工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表明汇率、出口、进口和就业人数是工资的Granger原因，即添加这4个自变量的滞后变量对制造业工资的预测精度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遗憾的是劳动生产率不能成为工资波动的Granger原因，这虽然有悖于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该理论认为工资水平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均衡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18]，但这却和我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根据笔者测算，从1978—2011年的33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实际工资的近3倍，工资增长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下文将进一步检验该结论的合理性。
在劳动生产率方程中，也都拒绝了出口和进口不是劳动生产率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这在统计上支持了国际贸易理论，即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制造业Lnet、LnEXt、LnIMt、LnLRt、LnMLt和LnWt的联合检验中也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工资、汇率、出口、进口、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这6个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以它们为向量集构建VECM模型具有合理性。
（四）协整检验
以上Grange因果关系检验虽然验证了上述经济系统6个变量之间在短期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还必须进一步做协整检验，以验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判定法，在上文中所确定的VAR（2）模型基础上做协整检验，结果表明Lnet、LnWt、LnEXt、LnIMt、LnLRt、LnMLt之间含有2个协整关系。
（五）协整关系的识别和VECM模型估计
根据Juselius（2006）的方法，对协整空间进行约束，并通过多变量Cats in Rats 2.0协整分析软件统计检验的长期协整关系和调整系数的估计结果（见表2）。
ecm2t=LnWt-0.41LnLRt-1.73 （9）
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认为，对于可贸易部门本币贬值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增加出口额，扩大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市场供给短期不变的情况下，有利于增加工人的工资额。协整理论可解释为：若影响对外贸易的主要变量与制造业工人工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种协整关系会对制造业工资起到有效的调控作用，以维持由工资和影响对外贸易的主要变量组成的经济系统在长期处于均衡状态，从而到达贸易发展和工人工资协调增长的经济效果。
ecm1t对应于理论模型，比较显著地反映了汇率波动通过影响出口，进而影响工资水平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为：人民币贬值有助于拉高工资水平。在？驻LnEXt、 ？驻LnWt和？驻LnMLt方程中，调整系数？琢1显示，当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第一个协整关系出现不稳定时，出口额、工资和就业人数都向误差修正方向调节以维稳经济系统。具体表现为：当人民币贬值时，协整关系？茁1对出口额、就业人数和工资额具有上拉作用。亦即人民币贬值时短期内经济系统将以出口额增长、就业人数增加和工资提升的方式重新回到均衡状态。
ecm2t对应于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按边际生产力获取各自的价值，即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水平。用协整可以解释为：由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组成的经济系统会对工资水平产生有效的调节和维稳作用，以实现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在？驻LnWt方程中，短期调整系数？琢2为正，表明当协整关系？茁2出现偏差时，工资水平向误差协整方向进行修正，亦即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打破原有稳定状态时，经济系统将沿着工资水平上升的路径步入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均衡状态。但遗憾的是在？琢2统计上并不显著（t值等于0.98），进一步假设？琢2为0，对Wt做弱外生检验。检验结果为接受原假设，这就说明工资是协整向量？茁2的弱外生变量，弱外生变量的特征是只对系统起推动作用（driving force），在本模型中 Wt的弱外生性解释为：工资的提高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工资水平的改善缺乏有效的推动作用，该结论虽有悖于经典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却正如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符合我国制造业工资发展现状。长期以来制造业工资增长速度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目前尚缺乏与劳动生产率紧密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
（六）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上述协整检验分析了6个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为了更好地刻画它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根据上面估计出的VECM模型，进一步做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其基本原理是：描述随机扰动项？孜t的单位标准差波动冲击对各变量的动态影响。为克服Cholesky分解结果严重依赖于变量次序的缺点，本文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下图是分别给出了汇率、出口、进口、劳动生产率白噪声序列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得到的工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1、图2、图3、图4），以及汇率波动冲击对就业人数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5）。
图1表明，给汇率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即汇率提高，人民币贬值），工资在第1期就产生一个正向的响应，波动幅度比较大，但作用时间比较短，在第8期影响力基本消失。这表明人民币贬值在短期对制造业总体工资水平有拉动作用，但长期效果不佳。
图2是工资关于出口波动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象，曲线走势表明出口波动冲击对工资的作用效果显著。目前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据我国制造业主体地位①，出口产品也仍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利润空间狭小，极易受汇率波动和国际需求市场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将直接挤压这些行业微薄的利润，导致企业裁员减薪甚至破产，从而影响整个制造业工资水平。
图3表明给进口额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后，工资从第1期起有一个负的响应，并持续，在第6期开始由负转正。这表明在短期内进口增加会降低工资水平，但在长期则有利于提升工资水平。这种先降后升的图象走势与我国贸易结构直接相关，我国进口商品以设备、能源和原材料为主，增加制成品进口虽然会加剧与国内同类产品和替代产品的竞争，分占国内市场，降低国内相关行业劳动力需求，下拉工人工资水平，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却可以降低原材料、资源、技术设备和投入品的购进价格，从而降低国内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改善国民福利。
图4显示虽然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波动冲击为正，但震动幅度不大，持续时间短。具体表现为，给劳动生产率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工资函数曲线从第1期开始上升，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后迅速下降，作用效果于第3期基本消失。持续作用时间较短的图象走势表明，劳动生产率对工资水平的提升拉动作用不显著，这也进一步印证了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结论。
图5是就业人数关于汇率波动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象。图像显示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冲击力度大，作用时间长，亦即汇率波动对就业人数的影响作用十分显著。这和本文第三部分的理论模型相对应，表明汇率对工资的影响作用路径——汇率波动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关系，进而影响工人工资水平。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在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为改善我国制造业工人的福利状况，笔者建议：第一，从短期看，人民币应继续保持渐进式升值和双向浮动特征。避免采用大幅升值的手段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这样不仅不能破解人民币升值预期难题，而且还会导致部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人福利的迅速恶化。第二，从长期看，调整优化我国制造业产业和贸易结构，提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利用人民币升值，国际能源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机会，扩大进口，降低成本，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并尽快建立起与劳动生产率相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是提高制造业工人福利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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