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焦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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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性”早已不是新命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国民性”总会被作家反复提起和思考，而张承志的“国民性”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摒弃以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否定，而是试图通过对优良传统的发掘和热情赞美来感染读者，以此建构起健全的“国民性”。
每一次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总是怀着焦虑的心态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对国民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呼吁国民的思想和内在精神的觉醒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和现代化的要求。“国民性”即一个国家成员长期形成的、符合该国国情的人格和行为方式的特征。它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心理。[1]与以往社会转型相比，八十年代的情况更加复杂，呈现出来的状态更加尖锐。八十年代的转型是我们主动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走向世界的过程。打开国门后各种思想大量涌入，形成一种大潮，颇有入侵之势。传统文化在此时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保守不化，而是迅速被西化，国人被西方享乐主义和流行文化所征服，理想被解构，信仰缺失。面对当下的形式，张承志，一个始终坚持信念和理想，对“国民性”展开反思。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张承志显然试图通过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来应对转型期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一、健全的民族心理、性格的建构
张承志的绝大部分小说写成于八十年代，无论是《黑骏马》、《阿勒克足球》、还是《金牧场》、《金草地》，其创作地域基本上都在内蒙古大草原、新疆天山南北麓、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上。这不仅是创作视域开阔，更多的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和建构。张承志是个少数民族作家，他是回族人，在蒙古做过知青。凭借着作家本人的个人经验和追求，面对转型期“国民性”问题，张承志对“国民性”的建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像“五四”时期先驱们那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而是试图通过内在的热情洋溢的正面的、积极的情感去感染和塑造读者，期望达到启蒙和内在的性格塑造作用。这些性格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主要体现在：对善良的呼唤，对坚忍的渲染。
1、从麻木的看客到善良形象的转换
现代文学开端之际，麻木的“看客”形象就不断的被塑造和批判。最为典型的就是鲁迅小说里的那些看客形象。而此时张承志在小说里却专注地描写、刻画额吉、阿訇、守林人等善良的人物形象。希望通过这些善良的人物形象唤起国民的觉醒。《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蒙古额吉，《阿勒克足球》中的知青巴哈西（教师）都是善良朴实的感人形象。小说以广阔、宁静、默默无闻的草原、黄土、荒漠为背景，而人物形象也像这里的环境一样质朴。
2、坚忍的渲染
草原、黄土、荒漠都是偏远和野性的象征，张承志的小说以此为背景，热情、细致地描写这里的历史和现在生存的人民及其生存状态，不仅是个人的生活经验使然，更体现了作家本人的“苦心经营”。作家的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渴望建构起国民坚忍的性格。
张承志与其他很多知青不同，他在蒙古的知青生涯中，在黄土高原和荒漠、戈壁滩的游走、考察中看到了那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伟力，以及这些伟力对民族的改造作用。这种坚韧体现在小说中主要是异域荒凉、艰苦环境下磨练出的强健、有血性、能担当的人。如历史小说《锁儿罕.失剌》中描写了铁木真逃亡的过程。《黑骏马》讲述了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一起成长、相爱到分离的过程。索米亚无论遭遇什么都始终以微笑面对，坚强地承担下来。《黄泥小屋》中的阿訇、苏尕三、韩二。《西省暗杀考》中一颗杨村中那些在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复仇者无不是野性的象征。总之，作家认为只要一个民族具有这些性格，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恶劣、多么复杂多变，一切都能应对。
二、理想的探求
世人物质欲望过分膨胀，商品化、世俗化成为潮流。国人在精神领域呈现出一种“躲避崇高”、“放弃责任”、“迷茫”的状态。为应对转型期的国人精神问题，作家一直在小说中反复求索。张承志长期以来一直把写作的背景放在偏远荒凉的北部北疆地区，试图用异域文化和精神信仰来对抗理想的丧失。他惟一看重的是人物对其所做的事情和周围环境的看法和感受。他不靠故事情节吸引你，不故意制造什么悬念来吊你的胃口，而是靠强烈的主观情绪感染你，打动你。让你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与人物一起同喜同悲。[4]这就是张承志对理想的体验和建构方式，用激情渲染理想。《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他”（研究生）。这位“研究生”一直梦想要做的事情是参加人文地理的研究生考试。“他”目标明确，追求执着，是对理想的追求。而创作于1987年的《金牧场》则融合了张承志走过的人生经历，是他此前生活与精神的总结。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情怀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三、信仰的建构
谢冕在《百年反思与文学期待》中说：“文化的沦落最明显的标志是它们失去批判的锐气。现实的严酷遭遇使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伤害。于是，配合着商业文化的兴起，一些洁身自好的文化人选择了机智的避息他们一时忘却人间烟尘而躲进了‘传统’这一安全可靠的隐蔽所。作为这片土地的生民，竟是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忘却我们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层，忘却土层中的埋藏和郁积。当生存成了严肃的甚至危害的话题，而恣意游戏文学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便难免尴尬。人间游戏场随处都有，习于此道者大可不必羁留这满布悲愁和苦难的殿堂。”[5]这可以看作是一名有志气和不甘堕落的学者对当时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基本信仰的缺失的愤慨和焦虑。
其实，作家张承志在更早时候就表现出来这一焦虑心态。面对这一问题，他举起反抗的大旗用文学来呼唤信仰的回归和对信仰的敬仰。当然纵观中国文学史“信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但是像张承志对信仰执着追求的作家却少见。作为一名回族作家，虽然内蒙古的知青生活给他很大影响，但回到信仰问题上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民族。试图通过回民对的苦难忍受及他们对信仰执着的叙述来建构起整个国民的信仰大厦。《残月》中的杨三老汉生活贫穷，心中却永存念想。《心灵史》中作者对哲合忍耶，那很少为人所知的惨遭迫害的历史、勇于牺牲的精神、隐忍沉默的民族品格，作了极其真实深刻的描述信仰进行了热情的赞扬。正如郜元宝所说：“《心灵史》中这样的描写所在皆是，对于张承志来说，苦难的重压正是磨砺人的信仰意志的命定之路。”[6]
结语
无论是民族心理、性格的建构，还是对理想、信仰的探求都体现了作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焦虑心态和独特思考。作家通过感情的抒发和宣泄代替理智、冷静的批判，在国民性建构上主要体现为对优良的传统的民族心理、性格的发掘和歌颂，从而建构起与以往文学史上不同的“国民形象”。（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
参考文献：
[1] 邵道生.转型社会国民心态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1996（12）
[2]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J].作家，1985年第九期.
[3] 谢冕.百年反思与文学期待[N].光明日报1995年3月28日
[4] 郜元宝.信仰是面不倒的旗[J].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