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穿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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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年前，唐朝宗室之女文成公主，以她涉世未深的双足踏上了吐蕃的雪域高原――这一去，便是40年。40年的时光足够消磨一个贵族女子的大半生，在唐诗中平添几首闺怨的诗篇。而文成公主的40年，却为一个民族带去了希望和福祉，将两种文化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锦缎。据《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带去了各种府库财帛、金玉宝饰、织锦刺绣，也带去了经史典籍、工艺诸法、天文历算、医学书籍，还有能治404种疾病的医方100种及医疗器具。除此，还将大批工匠、各种谷物种子等带入吐蕃。携带着唐朝物质与精神文明新风而来的公主，受到吐蕃人民的热烈欢迎：
不要怕过宽大的草原，
那里有一百匹好马欢迎您！
不要怕过高大的雪山，
有一百匹驯良的牦牛来欢迎您！
不要怕涉深深的大河，
有一百只马头船来欢迎您！
――藏族民歌《唉马林儿》
吐蕃人对于当时先进文化的热切企盼姿态，在这首民歌中显露无遗。对同一事件，《旧唐书・吐蕃传》是这样记述的：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抛开字里行间的汉文化正宗色彩不论，我们可以看到，藏王松赞干布对唐文化风习的开放接纳、积极吸取，与藏族民歌中的热情无有二致。唐高宗时期，松赞干布还向唐王朝“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高宗“并许焉”（《旧唐书・吐蕃传》）。
然而，这位“性骁武，多英略”（《旧唐书・吐蕃传》）的明主却英年早逝，在与文成公主携手开创吐蕃新文明约10年之后，便留下了公主独自面对30年的漫漫生涯。在这30年中，是什么使文成公主坚持留在藏地，与吐蕃人民鱼水相依，以超越的情怀甘做汉藏交流的桥梁？拨开和亲的历史面纱，我们会看到一个朴素而坚定的词语：信仰。
在《王统记》《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等多种藏文史书中都记载着文成公主的佛教信仰背景。《王统记》很生动地记述了文成公主入藏时对佛教信仰的坚持和渴求：
帝父曰：“汝当往为吐蕃王妃。”公主曰：“无有佛法，土地贫瘠，道路遥远，难与父母兄弟相见，儿不欲往。”
经过父王晓以义利的劝导，公主愿意远嫁异乡，但提出要带走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觉阿佛的请求：
公主乃向王父叩头奏曰：“……有雪邦土之境域，气寒酷冷地粗恶，复多天龙鬼怪妖。雪山如兽张獠牙，岩俨似野牛角。心无欢乐意不适，不生五谷饥馑地。下劣食肉罗刹种，行为粗鲁无礼教，边地佛履所未践，无有佛教黑暗洲。由无梵宇无神像，故无积福所凭依。若欲儿即往彼处，父皇所供本尊神，释迦佛像请赐我。”
帝父亦以爱怜温语慰之曰：“人主赞普神所作，真实大悲圣观音。至为精明慈悲王，除十恶业修十善，黎民富庶受用丰，功德无边天帝子，智勇兼备臣菩萨，如此胜地汝其行。爱女积福所凭依，有我所供本师像，施主帝释天所造，其质乃由十宝成，毗首羯摩为工匠，亲承如来赐开光。如是无比如来像，见闻念触诚叩请，佛说急速证等觉。利乐源泉觉阿像，舍此如舍寡人心，仍以赏赐我娇女。”
这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经过了崎岖艰险的唐蕃古道，终于来到拉萨，现仍供奉于大昭寺，为无数人虔诚朝拜。而大昭寺、小昭寺以及布达拉宫的勘测、布局、设计、建设，也都得益于文成公主的信仰和智慧。不仅如此，藏族人民还相信，文成公主本身就是度母的化身，而松赞干布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彼当即去请王相见。王果来欢宴之所，与公主会晤。于此有三种不同见相：在十方如来境界中，见王与王妃二人，以十二佛行之相，作利一切有情之事；住十地等菩萨境界中，见圣观自在菩萨变化为赞普松赞干布，尊胜度母变化为汉女公主，作利一切有情之事；在世俗凡夫境界中，仅见王与王妃二人，交杯合卺，对搓牵丝而已。”（《王统记》）
文成公主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大乘佛法，又被藏人塑造为救度众生的菩萨，无论她本人是凡夫还是圣者，其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苦乐范畴和价值追求，而在一个民族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升华了自我，将小爱融入了对异族人民的大爱。助推这升华与超越背后的无形动力，便是对佛法的真实信仰。
信仰对个人而言，是坦然面对人生苦难、超越有限生命格局的精神支柱；对不同民族和文明而言，信仰一致会很容易达成相互的文化认同，进而促成文化的对话交流、文明的兼容互补、民族的多元融合乃至国家的和平互助。中华文明之所以经历数千年而绵延至今，正是因其文化的包容、信仰的圆融而带来的精神认同感，由此产生强大稳固的文化凝聚力。
历史上，佛教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文明进程中，扮演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凝聚与精神认同角色，这恰好也反映了佛教的先进性与世界性。在文成公主时代，如果佛教文化没有达到本土化的成熟阶段，如果它尚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无法作为盛唐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仅凭个人信仰，势必也不会成为文成公主入藏后的重要传播内容，当然，也不会成为藏王积极学习的对象。不仅是汉藏关系，考察唐朝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历史，都会明显看到佛教在中外交流中的积极身影。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说：“从4世纪到9世纪的整个时代最好称为中国和亚洲历史上的佛教时代。在这一时期，佛教席卷除了西伯利亚和西亚以外的整个亚洲大陆，给这一广大的地区以从未再有过的文化凝聚力。”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比文成公主晚一百多年的鉴真大和尚，就会发现，此话并不夸张。
鉴真大师55岁准备第一次东渡日本，然而直到他66岁，历经五次失败且已双目失明，才真正踏上了心心系念的彼岸岛国。从个人信仰而言，大师无疑是如玄奘大师一般纯正坚定的佛教践履者；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由鉴真大师带去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唐朝先进文化成果，奠定了中日两国共同的信仰与文化基础。这不仅惠及当时的日本社会，更泽被千年，令中日两个民族无论走多远，都会汇归到同一个文化的原点上来。
唐朝的繁盛芳踪已逝，仅留历史文化的余香供后人梦回怅惘。然而由盛唐文化底蕴而来的“文化宽容精神”（《中国：传统与变革》：“在六朝和唐代前期，中国充满了文化宽容的精神。……佛教既是中国与遥远地区进行密切文化联系的工具又是这种联系的动力”），却仍潜在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及与之相连的世界关系。在文明冲突论依然左右一些人思想的现代社会，佛教文化的世界性与超越性，或许可以将我们重新带入一个兼容并包的开放时代。在历史的奇妙进程里，又会有怎样的转弯与风景？也许，一种富有宽容精神的信仰，是个值得试行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