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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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受FDI流入特点和东道国自身状况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实证分析表明：1999―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其中，1999―2004年影响并不显著，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的不同区域，“经济圈”地区和西南地区有挤入效应，而“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表现出中性效应。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引入力度，尤其应提升“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促进外资的技术溢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挤入效应；挤出效应；中性效应；产业配套能力；西部大开发
中图分类号：F127；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072-08
Difference in the Squeeze-out Effect of FDI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in West Area of ChinaJU Shi-wei, LIU Chao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squeeze-out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s influenced by FDI flow-in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condition of host countries, as a resul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eriod and region can emerg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FDI has squeeze-out effect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China’s west regions during 1999―2010, among which the effect is not obvious during 1999―2004, however, its squeeze-out effect emerged during 2005―2010, and that FDI has squeeze-out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s, “economic circles” and southwest area in China’s west regions, however, FDI has neutral effect in “non-economic circles” and northwest area of China, thus, west area of China should enlarge foreign investment invitation, especially promote industrial support capacity for “non-economic circles” and northwest area, enhanc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boost technical spillover of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mestic investment; squeeze-in effect; squeeze-out effect; neutral effect; industrial support capacity; western development
一、引言
自1999年西部大开发至以来，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和进出口总额都在持续快速增长中，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也进入了加速增长的快车道。回顾这西部开发开放历程，FDI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效应，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鞠市委，刘 朝: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一般来说，FDI会对东道国产生6种经济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技术转移效应、就业效应、产业带动效应、国际收支效应以及资本形成效应。国内外学者对前5种经济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本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效应，国内外研究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刘杰，2009）。
国外学者对FDI的资本形成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Van（1997）利用1948―196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FDI对加拿大总投资额形成的影响，发现FDI对于总投资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总效应是FDI每增加一美元将只增加0.44~0.99美元的总投资，FDI的挤入效应不是很明显。Borensztein（1998）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拓展模型，分析了1970―1989年发达国家FDI流入对69个发展中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发现FDI每增加1美元，总投资会增加1.5~2.3美元，FDI具有很明显的挤入效应。Manuel 等（2000）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个国家1970―199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回归结果随东道国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变化，FDI对于亚洲各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拉美各国具有普遍的挤出效应，而对于非洲各国则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研究FDI对于国内投资的影响：一是利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FDI对于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柳勇（2002）利用1985―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作的分析，结果显示FDI在长期对中国的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二是利用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东、中、西3个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志鹏（2004）和冼国明等（2009）。王志鹏研究发现FDI对于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对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则表现出中性效应；冼国明等则通过对31个省区纺织业1999―200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无论是哪种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都存在挤入效应，在西部都存在挤出效应，而在中部挤入挤出效应均不显著。
总之，关于FDI对于国内投资的影响的研究，由于分析时间和分析地区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和中性效应三种。郑磊（2011）认为，FDI对于国内投资到底是何种效应取决于流入东道国的FDI的特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必须看到，FDI对国内投资到底是挤入还是挤出或是中性效应，不仅取决于流入东道国的FDI的特点，同时也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情况，如东道国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国内产业是否具有良好的基础等。国内外学者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FDI流入特点和东道国间自身状况的差异都会影响到FDI对于国内投资的效应。
关于西部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现有研究大体上都认为是中性效应或者挤出效应。但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发展迅速，而且不同区域的发展也很不均衡，那么，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区域，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对此，本文将1999―2010年分为1999―2004年和2005―2010年两个时段，并划分“经济圈”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研究西部地区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以期能拓展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研究。
二、模型的推导和计量方程的设定
本文的模型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建模的过程借鉴了Manuel等（2000）曾使用的模型，并纠正了其不严密之处，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假设一国的总投资由国内企业形成的投资Id,t和外资企业形成的投资If,t两部分组成，即有以下等式成立：
It=Id，t+If，t
这是一恒等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成立。其中，外资企业当年的投资If，t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外商其他投资两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FDI的值乘以一个系数来近似地代替外资企业的投资，把外资企业的投资表示成FDI的一个函数，即有以下关系式成立：
这是本文第一个不同于Manuel等（2000）所构模型之处，Manuel等（2000）所构模型中把当年的外资企业投资表示成当期FDI和其滞后一期、二期的函数。
下边我们来重点考察Id，t的决定。根据资本形成方程Kt=（1-d）Kt-1+Id，t，变形得：
根据可变加速模型，企业在每一期都打算填补λ比例的合意资本存量与实际资本存量之间的差距部分，即有下边的关系式成立：Kt-Kt-1=λ（K*t-Kt-1） 。其中K*t是合意资本存量，λ是调整速度，λ越小表示调整速度越慢。从而有：
Kt=λK*t+（1-λ） Kt-1
最终得到Id，t的表达式如下：
Id，t=λK*t-（1-d）λK*t-1+（1-λ）It，t-1
而在Manuel等（2000）所构模型中，Id，t被表示成λ（K*t-Kt-1），即合意资本存量与上期资本存量的一定比例。这是本文不同于原模型的第二点。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令边际产出等于租金成本，求得合意资本存量的表达式如下：
K*=θY/rc
其中θ为资本的产出弹性，rc为租金成本。令K*=bY，b=θ/rc，可得：
It=m1Ft+bλYt-（1-d）bλYt-1+（1-λ）Id，t-1
再把It-1=Id，t-1+m1Ft-1代入整理得：
It=m1Ft+m1（λ-1）Ft-1+bλYt-
（1-d）bλYt-1+（1-λ）It-1
整理得最终的计量模型为：
Ii,t=β0+β1Fi,t+β2Fi,t-1+β3Ii,t-1+β4Yi,t-1+
β5Yi,t+ui,t
其中β0=m1,β1=m1(λ-1),β3=1-λ，β4=（1-d）bλ，β5= bλ。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Manuel等（2000）所构计量模型中，在以绝对量推导完后，简单地将模型转化成相对量，而本文并没有轻易转化为相对量。这是本文并不同于原模型的第三点。
根据前述分析，变形整理可得：
Ii,t-β4Ii,t-1=β0+β1Fi,t+β2Fi,t-1+β3Fi,t-2+β5Yi,t-1+β6Yi,t
上式计量回归模型中估计出来的Ft和Ft-1的系数β1和β2是各期FDI对国内投资挤出或挤入的短期效应。（1-β3）反映了总投资的系数，（β1+β2）反映了FDI对总投资的长期乘数，可通过考察它们的比值来判断FDI对于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即：
β=β1+β21-β3
最后，还需要用Wald检验来判明其显著性。使用Wald约束检验：（1）如果接受β=1的假设，那么就意味着，FDI与GDP的比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国内投资占GDP的比率也上升1个百分点，不存在挤入和挤出效应（中性效应）；（2）如果β=1的假设被拒绝，且β>1，则存在挤入效应；（3）如果β=1的假设被拒绝，且β
三、西部地区整体的计量回归检验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西部除外的11省市自治区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之所以没包含是因为其数据缺失比较严重。使用的指标如下：（1）总投资，用各省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以1999为基期价格，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了转换。（2）FDI，各省区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使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转换。（3）GDP，各省区以1999为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转化。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各省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各相关省区的统计年鉴。
本文首先对模型的形式进行检验，以判断面板到底应该按照不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还是按照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判断的依据是F统计量。F统计量首先按照不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各自的残差项S2和S1，计算出相应的F值并与显著性水平进行比较，经计算F值大于显著性水平，应该按照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我们再进一步判断是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使用的方法是Hausman（1978）检验，如果Hausman检验得到的p值小于0.025，则拒绝随机效应，选择固定效应，如果大于0.025，则接受原价是，采用随机效应。
为了防止出现截面数据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本文采用按Cross-section weights进行加权的GLS回归。为了作对比，我们将舍弃的效应的估计结果也在表中予以列出。对1999―2010年这个时间段，整个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1 西部整体的面板估计结果
变量固定效应（GLS）*随机效应（OLS）C-428.88（0.000 0）-80（0.023 2）FDI-3.4（0.020 4）-4.58（0.002 2）FDI（-1）7.4（0.001 5）9.27（0.000 0）I（-1）0.936（0.000 0）1.08（0.000 0）GDP-0.824（0.009 2）-0.92（0.012 6）GDP（-1）1.23（0.000 7）1.1（0.007 2）DW2.512.32经调整的R20.9890.978β值62.5―Wald检验P值（0.000 1）―Hausman P值0.000 0注：*号代表我们最终选择的估计方法，下同。
通过表1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FDI对于西部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当期具有很明显的挤出效应，1单位的FDI大约挤出3.4单位的国内投资；在随后的时间内其长期效应通过滞后一期逐步释放，在滞后两期便开始变得不显著，滞后一期1单位的FDI能够带动6.4单位的国内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我们在现实经济中的观察结果，外商投资刚开始进入时，因为其很强的竞争力，在开始阶段会迫使一部分原本想新投资或加大投资的国内资本放弃投资，此时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在随后的时间内，一些为该外资项目配套的项目会陆续开工或者加大投资，从而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挤出效应的强弱取决于FDI所进入的行业原先发展的情况，原先发展得越好，暂时性的挤出效应越大；挤入效应的强弱取决于FDI进入地的产业配套能力，产业配套能力越强，挤入效应越明显。
（2）FDI对于西部国内资本的长期总效应，取决于挤入和挤出效应的相对强弱。具体的检验结果是β>1，且P值为0.0001（即拒绝中性效应的假设），所以，从西部地区整体上看，在1999―2010年FDI对于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
四、西部地区不同时段的计量回归检验
上文分析表明在1999―2010年这一时间段内，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但是无法反映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不同阶段FDI对于国内投资影响的差别。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FDI的绝对量除2000有一点下降外，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1999年总量比较大，主要是因为1999年刚提出西部大开发及一些优惠政策的出台所致。 ；其中，1999―2004这一段时期，FDI一直上升比较缓慢；而从2005年开始FDI流入增速突然加快，达到了37.7%，此后除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有过短暂下降外，一直保持25%以上的增速。因此，可以把2005年看作是一个转折点（FDI流入增速的转折点），将1999―2010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即1999―2004年和2005―2010年。
对于西部地区分时段的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
在1999―2005这一时段，当期FDI具有很明显的挤入效应，1单位FDI大体上能够带动5.62单位的国内投资，但是其滞后一期却显示出了挤出效应，1单位的FDI大体上能挤出4.56单位的国内投资，这是FDI对国内投资的短期效应。长期来看，通过β值的Wald检验（P值为0.199 6）可知，长期挤入效应并不明显。
在2006―2010这一时段段，当期FDI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1单位的FDI大体上挤出11.79的国内投资，而滞后一期的FDI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1单位FDI大体能够带动20.66单位的国内投资。长期来看，由β值及其Wald检验（β=44.86，Wald检验P值为0.000 0）可知，FDI对国内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表2 1999―
五、西部地区不同区域的计量回归检验
为了考察西部地区不同区域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的差异，我们进行了两种划分：一是以传统的西南和西北为划分的标准。必须承认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上，还是在对外开放观念、文化以及气候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会对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产生影响，是我们需要探究的。二是分为“经济圈”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正在兴起的成渝经济圈、关中―天水经济圈和北部湾经济圈，都已上升为国家级的经济圈，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比较好，是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由于统计数据获取上的困难，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上述经济圈涉及的省份划为“经济圈”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甘肃）；其余的省份划为“非经济圈”地区。
1.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差别检验
我们使用的估计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我们按照Cross-section weights进行了加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对西南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FDI在当期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1单位FDI大约挤出9.24单位的国内投资；FDI在滞后一期却表现出很强的挤入效应，1单位FDI大约能够带动16.68单位的国内投资；长期来看，西南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P值为0.000 0）。对西北地区的回归结果却显示，FDI对于国内投资在当期具有很强的挤入效应，1单位FDI大体上能够带动6.03单位的国内投资；而其滞后一期表现出挤出效应，1单位FDI大体挤出6.2单位的国内投资；长期来看，西北地区 FDI对于国内投资的长期效应（P值为0.527 7）表现为中性。
2.“经济圈”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的差别检验
分析表明（见表5）：FDI对于“经济圈”地区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当期具有很明显的挤出效应，1单位的FDI大约挤出10.66单位的国内投资；在随后的时间内其长期效应通过滞后一期逐步释放，滞后一期1单位的FDI能够带动17.76单位的国内投资；长期来看，β值的Wald检验（P值为0.000 0）表明“经济圈”地区的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FDI对于“非经济圈”地区国内投资的影响无论是在当期还是在其随后的滞后期内都不显著（FDI的P值为0.431 6，滞后一期的为0.366 4），可见，FDI对于西部“非经济圈”地区国内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
六、原因分析与政策建议
1.不同时间段挤入挤出效应差别的原因
从表2来看，西部地区1999―2004年，无论是FDI流入的绝对量还是FDI流入的增长速度都比2005―2010低很多，这一个阶段是西部大规模的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补欠账”阶段，是西部地区改善投资环境的时期，FDI虽有流入，但因条件所限，流入量有限。而2005―2010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6年打好的基础。在这个阶段，FDI规模快速扩大，尤其是西部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圈”地区和）成为FDI流入比较集中的地区。通过对“经济圈”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的分析可以看出，挤入效应主要是由“经济圈”地区贡献的。这里以重庆例，对不同时间段进行分析，从中寻找FDI挤入国内投资的机制。
（1）FDI流入行业的变化。2003年重庆实际FDI投资最多的前3位产业依次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9.55%、31%和10.88%；到2010年，依次则房地产业、工业和金融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7.8%、29.8%和24.6%。可以看出，前3位的组成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比重却发生了变化，表现为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比重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比重下降。特别是金融业，比重由2003年的10.88%上升到了2010年的24.6%，而金融业是与其他行业有很强相关性的行业，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它的发展将能够促进其他产业更好地获得资金进行投资，能够显著地挤入国内投资。
（2）FDI来源地的变化。2003年重庆FDI的来源地前三位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和日本，占比分别为36.1%、14.1%和3.3%；2010年，则依次为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和美国，占比分别为85.83%、1.36%和1.23%。 前三位的组成没有发生变化，但比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9―2004年来自美国、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的FDI比重较大，与国内的技术差距较大技术差距大，一方面会造成国内产业在面对强有力的竞争时基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会对国内投资（尤其是来自东部地区的投资）造成巨大的挤出；另一方面，技术差距太大不利于国内产业对其技术的吸收，限制了FDI溢出效应的发挥。 ，而2005―2010年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比重迅速的增加，达到了85.83%。
2.不同地区挤入挤出效应差别的原因
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差别，主要是因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差异。西北地区除陕西外，产业结构总体上以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深加工为主，一方面这些产业跟其他产业的联系比较弱；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挤掉国内企业可能获得的开采权，继而国内投资会减少；加上其他产业尤其是交通、仓储和运输业的溢出，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总体上会表现出中性。而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对外资限制比较弱的装备制造业为主，外资的初期进入对于国内原有的产业必定会产生一段时间的破坏性冲击，对国内投资而产生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随着相关配套产业的陆续建立，FDI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
“经济圈”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差别，一方面在于FDI流入绝对量及其比重的不同西部地区的FDI主要流入了“经济圈”地区（比重达到了73.9%），因为与西部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产业基础、人力资本、软硬件设施以及政策方面有优势，其他地区可能会因为FDI的流入量太少而不能产生显著的挤入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在于流入行业的不同，并且FDI的来源地以及FDI偏好的投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导致FDI对国内投资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以2010年重庆和新疆的情况为例：（1）从FDI的投资方式来看，新疆外商独资企业占实际FDI总额的比重为61.37%，而重庆只有40.09%；（2）从FDI流入的产业看，重庆实际FDI投资最多的前3位产业依次是房地产业、工业和金融业，而新疆依次为制造业、采矿业和交通、仓储和邮电业。采矿业由于跟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弱，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能力有限，反而在资源一定的条件下，FDI更可能挤掉国内企业的开采权。（3）从FDI的来源地区看，重庆FDI的来源地区前三位地区依次是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和美国，而新疆则是中国香港地区、独联体和中国台湾地区。由于独联体国家科技水平有限，且其投资的产业也主要是一些资源开采型的产业，FDI对新疆的带动作用有限，反而有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 。除此之外，“经济圈”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表现出差别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圈”地区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还是人力资本方面都比“非经济圈”地区有优势，外资进入后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加了国内投资；同时，“经济圈”地区的产业基础比“非经济圈”地区好，本地产业给外资企业进行配套的能力也强，FDI更能带动国内投资。
3.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对西部地区不同时段和区域FDI对于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999―2010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其中1999―2004年影响并不显著， 2005―2010年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的内部，只有“经济圈”地区和西南地区有挤入效应，“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挤入效应不明显，表现出中性效应。
本文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产业配套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FDI对于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因此，应加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和“非经济圈”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
（2）继续加强西部地区，尤其是“非经济圈”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从而增强这些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缩小与外资的技术差距，增强其国内产业的竞争力。
（3）FDI对于西部地区总体的效应是挤入效应，说明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其自身经济发展。因此，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引入力度，并充分发挥外资对本地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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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南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