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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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怀恩（Richard Vine），知名艺术批评家。他有关刘国辉的评论，是从其《中国当代艺术》（New China， New Art）一书中节译出来，从中可以反窥当代中国美术在世界的地位与影响。
所有关于刘国辉艺术作品的因素—无论是其日常生活的素材，精准而细致的观察，还是有力而不刻意的渲染—无一不展示了艺术家自身为人所敬仰的贵族式的谦逊。然而，以其毫不张扬的方式，刘国辉的作品毅然拒绝了目前西方和中国当代艺术界横行的深受欧美实践影响的审美观。事实上，刘国辉的艺术作品恰恰实现了那些实验性艺术纷纷追捧却无奈羁绊于其自身的矛盾，而终究无法实现的“与人合一”的价值观。
像刘国辉这样以传统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家就如同古典音乐家—他们的剧目从题材、形式或技术给出的效果都是不可逾越的。你很难想象如何能以他们成就作品的方式成就能超越他们的作品。可是，一个很自然的疑问便是，这样的艺术家如何能适应文化的快速变迁。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传统中国艺术孕育和发展的那个世界。这一简单事实便给这个国家的画者提供了三个选择：成为完完全全的古董，向当代模式转变，或者，将新旧融于一体。
刘国辉很显然选择了第三条路，将当下的现实以一种既尊重传统又同时更新传统的方式描绘出来（他倾心创作的艺术家画像不仅包括张大千、齐白石、吴昌硕，及其他一些近现代中国大师，甚至还包括马蒂斯，那位西方实验画派的鼻祖性先驱）。这种互补的平衡，在许多单幅作品中都有体现，并更凸显在其作品中各元素的组合方式所呈现的观念中。
其许多作品中含有灌木、树木、花卉等，均为中国绘画中渊源已久的元素。即便如此，刘国辉却不甘追随惯例，那些惯例使得世世代代的艺术家得以长久以来—说好也罢，说坏也罢—在作品中以让人咋舌的频率大量呈现花枝的图像。恰恰相反，刘国辉每每仅将心思放在使用最能捕捉其题材和体现其诠释意图的表现手法中—这些微不足道的静物仿佛不仅仅是静物而是有感知的存在，值得有人为其作像。因而，在《我家阿姨所栽》中，盛着泥土的容器—是一只罐还是一只麻草编织物？—这是不明确的，反衬了画面中植物上蹿的天性，其向上的长势被以更清晰和更有力的线条显现出来。在其他的作品中，诸如《秋艳》和《香雪海》，花朵向云般的色块中爆炸式地延伸，仿佛生命迫使其自身迸发，拭去了花瓣与花瓣间的差别。
偶尔地，也能捕捉到一些城市景观，比如《萨尔斯堡》中河边建筑富有立体感的混乱，其快速的直线笔墨如吴冠中的手笔般灵巧。与其截然相反的，《俄罗斯印象》中是大大小小的弧度构成的交响乐，与其勾勒的洋葱头穹顶相呼应。尽管如此，正如刘国辉的绝大部分作品体现的，其最主要的兴趣在于人物—既作为其感官的形式，也作为文化借喻的载体（服饰、发型、饰品和其他配饰等）。最终，对人物形态的学习和对社会的观察被延伸至与一个人物的相遇，其形象的勾勒立刻变得不同寻常的轻松和直观。
或许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刘国辉作品中最纯洁的是其女性作品。这些作品以纯粹的笔墨构成，检验了貌似弱化的线条和几滴清点如何有效地形成轮廓、构建容量、创造厚度和唤起深度。在一些作品中，那些身体—看似如此有活力，隐含着一股力量—却实际由空白的，并未被笔墨触及的空间构成，隐约地让人想起在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中喻示着时间和空间的留白处。坦率但毫不猥亵，每一位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掩面或是直视观画者，都是纯美的化身—没有一丝西方绘画教宗中时常附着于形象上的羞耻、罪感、肤浅的，或炼狱般的折磨。
刘国辉的非、也是其绝大多数人物作品，结合了隐私和公众的形象，对人体形态采用了同样精准的描绘（无论是姿势还是体态），并通过私人物品的摆设将人物进行社会定位。时不时地，你能体察到一些异国情调：裹着头巾的老人，衣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骑马的弓箭手，或演奏着古典乐器的音乐家。但是更多的时候，刘国辉那毫无偏见的端详聚焦在现代生活的具体情节中：《世纪潮》中神情疲惫的民工，《本是良家女》中吸烟女孩儿苍白的凝视，《学生、老师、朋友》中穿着皱皱的牛仔裤和T恤衫的当下中国大学生，《徐茜》中一位颇有个性的年轻女性以项链搭配她优雅悬垂的上衣、图案大胆的丝袜和军靴。这些形象，就其大多数而言，是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们，既不过于贫穷，也不极端富裕。刘国辉心存敬意的是那些饱经沧桑的老者，怀揣着通过历练取得的智慧；他悲悯的是那些被迫流离失所者，其处境是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见证；他关注的是那些自信却脆弱的中国年轻人。
正是这种给予的能力—且是这种毫不带评判的接受—每个人物的外形和其内心给了刘国辉的作品最与众不同之处。
在西方艺术界的激进领域，这种普世的“人类一家”价值观已经被失落—而且，更可悲地被嘲讽。刘国辉却在挑战全球的观者，呼吁我们面对这一“并不时髦”的事实：那就是，人性的作品触及观众的能力是其他作品无与伦比的，而这样的作品发出的声音是最有价值的。事实上，刘国辉在挑战讽刺矫饰的伪装，回归我们内心深处明知却出于各种原因畏惧或羞于认知的事实：“一个好人生命中最棒的部分”，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写道的，由“细微、琐碎、让人忘却的，却饱含着善意和爱的行为”组成。刘国辉的作品正如同这些朴素而无价的姿态，以视觉来纪念华兹华斯曾经将其叫做“静态和悲伤的人性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