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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冰的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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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曾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言:“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所谓随遇而安的境界,除了要有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更要有在踏实平和的心境下中流击水的豪情。纵观袁冰的工作历程,足见其悠然自得、随遇而安之心。

结缘投资

“我的工作经历还是蛮跌宕的。”TCL创投CEO袁冰如是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有企业,之后下海,在美的待了一段时间。1999年,袁冰正式加入TCL,从此开始了在TCL系统内的辗转历练。他先任集团公司财务部主管,后被派到香港担任TCL国际的财务部经理,参与了TCL的一系列国际化并购行动。回到集团公司做了3年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后,又出任TCL国际的副总经理,之后再次回到集团公司,历任战略发展部副部长、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2006年,袁冰第三次离开集团公司,担任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CFO,后又升任TCL多媒体副总经理和TCL实业控股总经理。2007年起,他回到集团公司担任副总裁,并于2009年兼任TCL创投总裁。

2009年,TCL创投刚刚成立,尽管还没有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实战经验,但袁冰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信心来自于他在TCL集团统领并购投资业务的丰富经历,更来自他一贯的做事理念:做任何事情,首先不能急,要有责任心,还要有自己的底线和热情,而技术层面的东西可以逐步培养。“创投这个怎么做,心里没底。不过,流程无非是找项目、看项目、执行、退出,当时的基本考虑就是这个。”

对于TCL创投成立初期的摸索,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给予了大力支持。袁冰回忆说:“我当时跟李董讲,投资的核心是掌控和运用资金,创投这个行业,得投入两三年后才能有收成。李董同意我的观点,也很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他的信任和支持。”

尽管有李东生的支持,但做产业出身的人,一时间还是很难适应投资回收期长这个创投业的基本规律。“几千万投了进去,占了所投企业百分之几的股份,却没有任何话语权,以后能不能成功上市也不好说。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

在初涉创投行业的探索期中,TCL创投选择主打收益见效相对较快的pre-IPO项目。“对做产业的人来说,习惯了用事实说话,否则那几千万还不如用来投生产线,投进去几个月后就能生产出产品,收益看得见摸得着。”袁冰说。

2010年下半年,TCL创投前期投资的几个项目均顺利退出,投资团队的经验和信心由此大增。团队在投资项目的阶段选择上,也开始从中晚期有意识地向前移,重点关注早期和成长性的项目,“这是目前我们活得还不错的重要原因。”

尽管所投的中早期项目都还没有进入退出或上市阶段,但是其估值一直在不断增长,二轮三轮投资者也在不断加入进来,这些都让袁冰和他的团队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他说:“TCL集团也认为,我们这个团队在所投项目的梯次安排方面是比较合理的。”

实践是最好的学习途径。第一只基金正常运行以后,袁冰逐渐对创投行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单纯依赖晚期项目和国内IPO存在很大风险,于是为TCL创投确立了多方式、多市场、多渠道的退出策略,投资阶段也开始重视早、中、后期的适度配比,并对投资方向做了适度聚焦。

“我们投的项目不一定跟集团的主业有非常多的联系,但要跟TCL已经涉足的产业有一定关系,这样的话,投资成功率会高一点。”袁冰说。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团队发奋努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努力的效率。为了把一支成功的产业团队重新打造为一支过硬的投资团队,TCL创投经常会组织一些寻找项目以及投资技巧方面的培训和座谈。“我不可能看遍每个项目,基本上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产业未来三五年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和大家一起见见企业管理团队,与大家分享对这些团队的感觉,对这些企业的感觉。”袁冰说。

互补的关系

生活中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人和事,也不存在完全的好运或者纯粹的厄运。一个人可能只有经历了种种之后,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人生真是很难预料,本来没想过会学会计,但我后来还是学了。最后做的是投资,这与会计之间多少又有一些间离感。”袁冰说,

从山西财大毕业后,袁冰做过几年会计,但他从来没让自己完全陷进会计账目中。“我是一个另类的会计,更多是从业务的角度去看财务。不这样的话,财务就会变得很孤立,很难为业务服好务。”后来做TCL集团财务总监的时候,袁冰也这样要求自己。“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跟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有很大区别的。不了解业务,怎么可能做到很好的监控和支持呢,是不可能的。”

人们一般认为,会计出身的人都比较沉默寡言,循规蹈矩。但袁冰是个开朗爱笑的人,而且自主性很强。一个袁冰曾经的领导看到他整天嘻嘻哈哈,就想给他多加些压力,而袁冰当时的回答是:“无论给我多大的压力,我都是这样。我这面鼓,不管敲得多重都是这么响,你不敲也是这么响。”

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结合体。身为投资人,需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注重风险,又可能一分钱也不敢往外投。“我原来的性格比较粗放,做会计之后变得保守了一点儿,两者综合起来正好适合做投资。这好比往热干面里加了点儿水,改成汤面也挺好。”袁冰说。

对大多数人而言,做投资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每天能遇到千奇百怪的人,看到千奇百怪的东西。“做投资会促使你不停地思考,而做会计就是把十个数字的排列变来变去,比较没有创意。”袁冰说,“但新东西看多了,也就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了。”在他看来,投资是一份工作。他只想把这件事做好,从中发现到新的东西,并借机思考未来商业模式的变化、产品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行业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过,有时做投资也会遭遇强烈的挫败感,那就是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却投不进去的时候。但也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好项目,早期项目更是如此,企业的管理团队、商业模式、经营战略等方面总会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特别好的项目,或者是我们不敢要,或者是我们拿不到。原因可能是我们见到这个项目晚了,可能是我们出的价低了,可能是我们的团队跟创业家不是很投脾气,而更可能是这个项目有比较大的瑕疵,创业家又不愿意做出大的调整。”

虽然不负责具体的投资业务,但袁冰会亲自去接触每一个项目,对单笔投资比较大的项目更是会投以更多关注。“项目前期都是投资经理负责,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参与解决的,我会跟他们一起讨论。投后也会跟企业家聊一聊公司的战略方向和具体运营,听取他们的意见,分享我们的经验。”

并购的乐趣

袁冰曾在香港的TCL国际呆了七八年,主要负责的就是并购,后来在TCL集团做财务总监时也接触到很多并购案例。在TCL集团,袁冰曾多次全面负责资本运作项目,他主导或参与的重大项目包括:TCL与法国Thomson公司重组全球彩电业务的合资项目;TCL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整体挂牌上市;TCL通讯(2618.HK)在香港的分拆上市项目;TCL多媒体(1070.HK)配售供股及发行可换股债券项目;向法国罗朗格公司出售TCL国际电工、转让楼宇资产项目,该项目获得了超过10倍的收益。

在TCL创投,袁冰也带领团队投资了多个明星项目,如香港长盈石油项目(已退出,IRR 107%)、西安通源石油设备(已上市)、某国内最大的触摸屏芯片生厂商、某电源驱动领域的国内领导企业等。

在TCL创投的投资团队成员中,很多是袁冰曾经领导的TCL集团战略发展部的同事,连同新加盟的成员一起,大家都有着丰富的并购操作经验和实际的企业管理经验,做并购正是这个团队最大的优势。

“在做好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这个团队是有能力的。加上依托着TCL集团深厚实力背景和优秀管理人才队伍,TCL创投的未来一定会更精彩。”袁冰说,“我们未来想做并购基金,或者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产业基金。”

对袁冰来说,做并购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每一个并购案都有自己的特点,虽然都要经历估值、安排管理架构、做授权等流程,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会发现,企业各有特色,企业的管理层和企业发展阶段也都各不相同,所以针对每个案子都要做出不同的安排。

通过私募股权方式投资企业,不但上市前的等待期长是个问题,而且这期间更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做并购时,要更全面地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管理。“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在选择投资标的时,就会更多地了解企业管理团队自身的状况,看它以往的经历,看它是否成功实现了自己以前定下的目标。这个谨慎了解的过程正体现出我们稳健的投资作风。”

袁冰说,我不会奢求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因为这会平添苦恼。自己能做的,就是在能掌控的事情上更多地投入精力,比如帮助已投项目健康成长,为在境内或境外上市的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更多的投资,等等。

新时代与道共振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更加开放,对张扬的个性也更加包容,能运用的资源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但每个时代也有其特有的难处,在袁冰看来,现在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导致潜在的创新被扼杀。

“美国的年轻一代创新劲头很足,每个人都想做出与众不同的东西,其他人听说之后,就会立志做出一个比你更创新的东西,绝不会在你原有基础上单纯地模仿。这种气氛在中国也有,但还很不够。最近我们看到有几个‘90后’创业者已经有美国年轻人的这种倾向性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也是很可贵的萌芽。”袁冰说。

创业者在践行理想的同时,也要顾及市场的接受程度。偏执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因为毕竟只有一个乔布斯。“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80后’的老板发展起来了,他们很有活力,我也喜欢有热情的创业家。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太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跟市场结合这块还需要历练,管理部分也需要进一步充实。”袁冰说。

在中国做企业,很多时候不得不在模糊的政策边界间穿行,要在模棱两可的路途中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有些政策规定得比较含糊,从积极的角度讲,这倒也为企业提供了宽容的发展环境。在互联网企业第一次兴起的那个年代,企业都选择在本土运营,在境外上市。“这说明国家给它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但相关政策配套又不彻底,所以只能到国外上市。”袁冰说。

对投资人而言,这种局面意味着挑战,但其中也蕴藏着更多的机会。不过,中国投资界还有一个特点:投资热点诞生后,大家就会蜂拥而上,直到把一个好好的产业做乱为止。“资本市场就像个猴子,总是跳上跳下,这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成事一半在人一半在天,我们不求胜天而是与道共振。也就是说,我们不考虑在天的部分,只祈求它能好起来,但我们必须好好把握在人的部分,做好自己能发力的事,提前预判和部署,并力争找到一定的规律。”袁冰说。

一个好的投资人不能随波逐流,他要在市场兴高采烈的时候保持冷静,在市场一筹莫展时积极进取。“尽管国内的投资市场现在处于低迷时期,但我认为这更是一个机遇期。此时,更要以冷静的心态审视价值回归的过程,同时也要做好准备,争取利用这个低谷期发掘一批正逐步显现的投资机会。”

“我们不大关注单个的热点,而更关注于寻找未来三四年可能爆发的热点。因为一哄而上去抢热点项目,就不可能投到很好的价格,而且单个的热点两三年以后可能就不再是热点。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一个是寻找好的舵手,也就是好的企业团队,一个是寻找好的航线,也就是发展路径短并且能盈利。”袁冰说。

《投资与合作》:对很多投资机构而言,去年是非常痛苦的一年。除了好项目难找以外,退出也变得更加困难。TCL创投在退出方式上有什么布局?

袁冰: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合作基金,大家也一起探讨过,真正能上市退出的项目不会超过一半,更多还是通过并购或者转让的方式退出,我们去年有几个项目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退出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尽快使公司有一个合理的收益,并对公司的未来有一个合理的判断。

从一开始,TCL创投的布局就是实现多渠道退出,多市场退出,多方式退出。其中,多市场退出涵盖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中国市场曾不止一次叫停IPO,所以完全寄希望于在国内IPO是不现实的,像我们投的百勤油服就是在香港上市,今年可能还有机会上一个。多方式退出,主要包括IPO和借壳两个方式,当然还有别的方式,这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市场多变的情况下退出受阻。我们这个过去的想法和做法,现在看已经出效果了。

《投资与合作》:现在PE二级交易市场被炒得非常热,您觉得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袁冰:PE二级交易是个特殊的市场,现在炒得那么火,主要是因为投资在一级市场退出不了,而具体的基金封闭年限又到了。这是一个逼出来的市场,它原本不应该这么火,只是最近会火一段时间,未来不太可能继续火下去。目前中国PE市场的理念,还是倾向于高收益退出,想寻求上市或者打造一个自己的投资平台,通过这类业绩为未来的发展打基础。中国未来可能还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沉淀,然后正常的PE二级交易市场才会发展,现在只是一个非正常时期。

《投资与合作》:PE二级交易被热炒,确实也是因为市场形势所需,比如受宏观经济走势影响,出现了一些LP断供的现象,等等。TCL创投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袁冰:出现过,好在问题不算太大,有其他LP愿意去弥补,或者单纯让那个断供的LP减资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做事时还是比较理解相关方的难处。虽说必须严格按照合伙协议行事,但如果相关方确实遇到困难要减资或退出,只要全体出资人同意,我们也不会太苛求。

《投资与合作》:现在市场上对新三板的讨论非常多,有些人认为新三板是创投机构未来退出的一种选择,也有些人认为,新三板目前交易量还很不活跃,谈退出为时尚早,但也可以作为进入的一种渠道。TCL创投有关注新三板吗?

袁冰:我相信新三板里面存在一些有价值的项目,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标的。现在有些新三板的项目价格也不低,并不是一个市场价,而且未来国家政策的走向也还不是很明朗。我们也看了很多新三板的项目,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退出渠道,我们在加大力度关注,这对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做成。中国的多层次市场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但中国更缺的是个性化创新,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本还应当找到各自的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