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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是高楼大厦,没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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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冰的工作室位于环铁一线艺术区。这个艺术区位于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场的内部,紧挨铁轨。早先建立这个艺术区的艺术家比较看重这里的自然环境,而几年过去,环铁艺术区附近的水塘已经干涸,周围的部分绿地被围墙圈起来。离这里不远的大农贸市场,看不出来已经建立了多长时间。一些打工者骑着电动摩托疾驰而过,掀起一阵全国各地都相似的、像是不属于北京的尘土。

闫冰站在艺术区的门口等待记者。作为一名1980年出生的艺术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乡土的土地和劳动上。

他的工作室不算太宽敞,刨去生活空间,其余地方都放着他的作品:各种泥土相关的装置,依照故乡记忆绘制的油画。上个月闫冰刚从老家回来,村中的铁木社已空无一人,木匠很早就走了,留下来给村民打造工具的老铁匠,刚刚退休。闫冰给记者指了指他刚刚完成的油画,两张画都是铁木社的内部环境,铁匠打造的工具暗暗的,散发着冷光。

在工作室的角落里,堆了一些看似土球的东西,这些球是闫冰的装置作品《粮食》,灵感是闫冰故乡的土疙瘩。“土疙瘩在田地里很常见。夏天雨多,地被雨浸得很实,秋天种地之前耕地,土地耕起来都是又大又硬的疙瘩,很影响播种,只能把它们敲碎。”闫冰对土疙瘩的感情复杂,他在做这些疙瘩时是把它们当成一颗颗粮食来做的,每一颗都是他用手慢慢地揉出来的。

刚开始揉土疙瘩时,他是抱着亲切感的,揉着揉着,闫冰的脑子就越发空白起来。“这种重复的动作就和农民的生活是一样的。传统农民的生活就是一种重复,人的这一辈子几十年都在重复,说大了他多少代都在重复做着一件事情,他变成了一种惯性,他也不会去思考这个东西。”

闫冰曾说自己干农活会上瘾,但在他的故乡,耕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杏树湾的土地并不肥沃,经常碰到干旱。闫冰曾经半夜一两点挑着桶,跑到山上的小泉眼排队等水。

在他所有和农村土地、劳动有关的油画作品中,画中出现的天空都是阴郁的。“我画的农民或者牲口,我的记忆可能好多都是阴天。阴天是一种中间状态,它也许是要转晴,也许是要下雨,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状态。这里还有我对农村人的理解,农村人靠天吃饭。天阴了,农民会有一种当下的判断,他在这个环境里会怎么样。我在画这些画的时候,心情也不很开心,可能和现实有关系。”

土地这个词,对闫冰来说包含了很复杂的语境。在和记者聊天的时候,他对于家乡,对于劳作的讲述有些神往,但从他讲述的一次遭遇来看,土地也有让他怨恨的情绪。“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吧,我骑着自行车从我们村里的山路下坡,去念书。前一天晚上下了雨,骑车的时候没看清前边的路,蹿到了沟里,挣扎了好几个小时。我年龄小,自己从沟里出来都很困难,但我一定要把车拖出来。最后到学校都是最后一节课了,浑身都是泥。”

他也画过农具。每个农具都是他根据记忆的创作。重现到画布上的农具,它们的曲度、光泽度等细节,能看出使用者的痕迹,同时还带着一丝弦外之音。“农村没有武器,农民的利器全是农具”。小偷曾经晚上到他家偷东西,那时候闫冰还是个小孩,他看到大门被撬开,生气地抄起农具站在门口骂,“谁敢出来?!”最后无人应答。

农具这个主题后来出现在闫冰的装置作品中。立体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农具,裹着西装的布料,还戴着领带。“有一点是我对工具的思考,社会发展,会发明、进化工具,但人本质的东西没有变,作为人性的东西还是重复的,还是这样。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我以前的朋友。他和我一样,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这正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整体现象,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闫冰的老家位于甘肃天水市的山村杏树湾。1980年,闫冰出生,当时村子没有专门的接生婆,接生都是闫冰母亲的朋友代劳的。他呱呱落地时,屋地上垫着些“炉灰、炕灰、草”,然后被母亲抱到炕上。

在他之前,家中已经有四个女孩了。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种地,他们家靠东边的房子,是一家子一起盖的。闫冰帮着家里打下手,背了很多泥和土。

杏树湾村里的庙翻修时,村子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一位老画师画神像,隔年画好之后,村子人去迎神,将神像挂在一个架子上,打着锣,敲着鼓,扛着彩旗,把神像接到村里边。迎神的队伍中,还是孩子的闫冰挤在最前边,细细琢磨神像的表情和每一个花纹。

闫冰的学画之路十分不顺。他上高二时候才知道考大学这回事,“之前就只知道画画”。他高中毕业考中央美院没有成功,然后连续考了四年。他考上过师范,但一定要考到最好的地方去学画。他觉得拖累家里人,觉得自己特别不孝顺,他有三年不敢回村。在外边参加培训班,学习画画。天水市因为是地级市,学费不高,他是老补习生,带带高一高二的学生,学费可以减半。

第一次报考美院失败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其实我心里没有什么,觉得画画就是得好好画。我看了那么好的展览,如果轻易就能考上中央美院的话,中央美院就不值得我上。”三年后,闫冰过年回家,从天水火车站走了一晚上,翻山越岭,才走到了家门口。

闫冰有些装置作品透露着不安全感,他做了很多像“窝”一样的装置,这些“窝”附着在炉子、电风扇和书柜等生活用品上。“我经常想起屋檐底下那个破旧电线上边的燕子窝,燕子在里边繁衍后代,也是一个家,但这里很不安全。燕子的选择和人类的选择不一样,人类的选择是理性的。”

闫冰离家考学都背着小炉子,带着家里的面、土豆、菜籽油这些,自己做饭,画画时一张纸正反面都画。第一次来北京时,他被火车站扣了四个小时,“说我的学生证是假的。西安有朋友帮我买了一张学生票。”他离开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跌跌撞撞找到中央美院,已经是晚上11点,且大雨连连。

“第一次来北京,我就感觉到很强烈的冲突感。你出站一验票,一听你是外地口音,就缠着你,查这查那。”闫冰向记者讲着自己的经历,他的口音并不明显,语速不快不慢。他在中途还问记者,听得清自己带口音的讲话么。2012年他刚刚除去了折磨他好几年的结石,现在气色很好。

他的工作室里摆着很多和泥土相关的装置作品。摄影师在为他拍照时,想让他扶着或者坐在一些作品上,闫冰笑了笑没有答应。工作室中央放着一个泥土包裹的床垫,泥土龟裂,和干旱的大地并无二异。泥土作为这些作品(包括上边提到的土疙瘩)的材料,是直接从故乡运来的。

这些泥土的选择并不单一。“有一些是从田里面取的,有一些是断崖上取的,有一部分取自老房子的废墟里。”有一年邻居家住了好几代人的老房子倒了,一家人推倒重建,“我去了以后正好是废墟,里面有坍塌的炕,烧过炕的地方,都有一股呛人的味道,你想想有多少人间烟火,多少生活的味道渗透其中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装了一些带回来了。”

故乡的土装满了两辆大卡车。货运公司的人问闫冰,“北京没土啊?”闫冰开玩笑回答道:“全是高楼大厦,没土了。”

Q = 《旅伴》

A = 闫冰

Q:你在复读时曾上过西北的培训班,你之前说你受不了当时科班式的教学,对于这样的教学方式,你具体是怎么看的?

A:当时没有体制化的认识,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太体制化了。为什么苏派(绘画学习前苏联)在中国那么火,在全世界根本吃不开,就是因为政治原因嘛,所以到现在,一些美术院校,还是沿袭的那样一种教学方法。比如画一个农民,高大全的形象,我对这种事很反感,因为我就是从农村来的,我知道农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在家乡画写生,我就找一个干活的人做模特,他干完活休息,他的疲惫感,或者坐下来喘息的状态都非常打动我。但在天水、西安学画,象牙塔里面的这些老师完全没有一种真实的眼光。画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姑娘,胖胖的,只有五个头半那么高,老师告诉你这个比例必须是7个头半,必须这么画,我当时强烈抵触,我说这个太虚假了。

Q:你老师刘小东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A:这里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我在中央美院学习,学的好多都是美术史的东西,脑子里可能更多的是前人的一些经验、一些艺术的判断,打个比方,我们出去写生,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山水,这个判断很多时候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眼睛的,是前人的经验在偷偷左右你,可能某人画过类似的构图方式,挺好看的,你就认为这是美的。我那时对美的判断没有脱离学生气,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那时候看不到故乡,我只是在画别人的东西。我和刘晓东老师去我家那边画画,我看到他的草图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有感觉了,他的看法和我很不一样,我的经验还都是老师前辈的经验,他的经验完全是自己的。那个时候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Q:2005年你开始做装置,当时是在一张牛皮上画画,你之前说这幅作品不太成功,那它不成功的原因主要在哪呢?

A:装置会碰到不同的材料,材料本身就有特征,就有脾气性格。我第一次做这个,我之前脑子里有个情景,但当我把这个牛皮拿回来的时候,牛皮本身的冲击感,它表面上很单薄,但本身携带了很多血腥的东西,这些在我当时是不能处理的。

Q:同样是农具的主题,2012年你选取的艺术形式是油画,2013年就改为装置了,你觉得绘画和装置两种艺术形式的艺术语言都具有怎样的特点?

A:绘画有绘画的优势。我觉得通过绘画我能主动掌握并且自由表达地画出一些情景。做装置的话就有很大的不同。装置的大小和人的身体比例有关系,我做的作品可能有2.2米、2.6米、2.8米的高度,这种大的东西作为实物在你面前(不是看图片),它有它的重量,它能带给你压迫感,你触碰它的时候,还会有触感,这些都是非常不同的东西。

Q:你之前曾说过“中国人是沉默的,但是当你接触每一个人,打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这个世界,外观做得像箱子一样,是密封的。”那《生物·木箱》、《棉被》中的箱子所代表的意象,是否和这个想法有关?

A:可能没有刻意这么想,但是我潜意识里会习惯性地留意这些。比如说特别静的一些物件,柜子、箱子这些,它是用来存放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很静。因为用过好多年,我对这些东西一直很有感觉,一个东西用久了以后,可能带有人的好多东西。

Q:牛皮在你的装置和绘画作品中都出现过,你对于牛是否有着特殊的情感?

A:我最熟悉的东西对我触动比较大,比如牛。我从小对牛太熟悉了。牛小时候很可爱,很受人的宠爱,长大了就可以干活。它老了,或者生病了,一看不行了就宰掉了。这个过程大家都司空见惯,但对我的触动就比较大。《棉被》里用现成的牛皮做成被子,想传达的东西不好用语言说清楚。牛皮很光滑,很柔软,看上去很温暖,好像能盖、贴身会很舒服,但分明带着一个熟悉的生命的痕迹,看着心里有一种凉意。

Q:你有些以小麦为材料的装置作品,把小麦直接糊在墙上,这对于重新利用和收藏都很不利,那你在做这种类似的装置作品时,会考虑它以后的收藏价值吗?

A:我对市场不太了解,我之前做作品没考虑过这一层。这几年下来做得会有一点辛苦。这些作品很难有收藏。但我听国外的一些机构,什么东西都能收藏,比如美术馆或者博物馆找一面墙,让你把这个作品拿去做收藏,但是国内好像没有这么成熟。麦子这类作品,展览完毕,我往下刮的时候很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