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别提“教父”,那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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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栗，个子不高，64岁的年纪已须发皆白。我们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不同年纪的“粉丝”在旁拍照，表达见到偶像的心情。凭他在艺术界摸爬滚打的岁月和地位，他满可以摆出些姿态来。但是从他身上，你看不到这个圈子的习气，随和从容，但是眼神里还有自然流露的尴尬、直率，口气里有一种温和的坚决。
他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美术刊物的编辑，撰写艺术评论，推动当时新起的当代艺术，到后来的宋庄，再到如今的独立电影，他一直是站在当代艺术的最前沿，披荆斩棘的人物，但是路开出来，甚至一拓再拓，他反而另谋他途，重辟蹊径，连成果都未及享用，为的只是那个未知前路却独立自我的自由。
“我始终在表达自己的自由！”
1987年，还是《中国美术报》编辑的栗宪庭曾经来过湖南，当时邹建平、李路明等举办了一个展览，那正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最重要的时期。栗宪庭回忆，当时湖南的艺术群体中，谭力勤最早做装置艺术，是最活跃的。
从1978年中央美院毕业开始，栗宪庭整个八十年代一直从事美术刊物的编辑，他是当时官方的《美术》杂志中最年轻的编辑。在此之前，他从初中开始，接触的美术教育都是从苏联引进的马克西莫夫教育模式，并且深深受到“”时期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也曾经创作过革命题材的作品，当时和其他人一样，并无意识。
在刚做编辑的头两年，社会正经历一个风向的转变。栗宪庭形容，这段时期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对自己、对“”进行了深入地反思，开始对新艺术，那种要独立、自由地创作和表达不遗余力，一直到今天，初心不改。
1979年，有几个对当时乃至后来的八十年代影响很大的展览。包括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北京的新春油画风景和景物展览，无名画会和星星美展。
栗宪庭形容当时看到这些展览作品的感受：好像在一件封闭的屋子里，忽然打开了一扇窗，外面的新鲜空气“哗”地进来，看到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风景。
从官方的《美术》杂志，到民间的《中国美术报》，栗宪庭坚持为新起的中国当代艺术奔走。这段时期，栗宪庭跑了全国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艺术群体状况，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折腾”得很厉害。
老栗说，他们这一代人，在“”前后17年被洗脑的经历，媒体起了很重要的灌输作用，“我今天在媒体不能再把虚假的东西告诉别人”！老栗觉得自己当编辑，从来不是为了帮谁表达，而是始终在表达自己，表达一种不同的自由状态和人生变化。至今他仍然在追逐自由的路上，“自由是个追求的过程，你永远无法真正获得，而过程中的痛苦和快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一直在被压上东西去承担”
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到现在，依然有艺术系的年轻教师和热血的学生们，问起栗宪庭，还会不会再办一次这样的展览，眼里流露着歆羡。
那是个挺理想化的年代。栗宪庭印象深刻，当时王广义在画展上，第一次卖掉作品，一万块，当时还没有一百块面额的钞票，都是十块十块的，一沓一千，整十沓。他手哆嗦着从兜里掏出来给老栗看，那钱因为是一个卖羊肉串的人买画赞助他们的，钱都是油渍麻花、破破烂烂的。“（那是）第一次见到钱时的手足无措。”后来有一次两个人打着车，在广州转，王广义说，你说停哪咱们就吃哪，老栗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哈哈大笑。湖南籍艺术家朱冥也回忆说，那时曾梵志刚赚到钱的时候，撒得满房子都是，然后再一张一张地拣。“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家的普遍状况。骨子里理想化的栗宪庭面对艺术的商业化，要如何放下？老栗说，从进入到商业社会，艺术作品被卖得很高的时候，他就放弃了。
1998年，张晓刚的一幅《大家庭系列》作品拍到900多万美金的时候，郁闷地打电话给老栗，觉得这个世界都疯了。老栗劝他要“放下”，他后来给张晓刚提了副对联：“艺术有情情无价，作品有价价无情。”
1999年栗宪庭彻底住到了宋庄。此前，他几乎遍游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城市，与一些重要的艺术家、策展人聊天，“知道了不少东西，那种强烈神圣的崇拜心理没有了”。栗宪庭八十年代中期曾发表《重要的不是艺术》，认为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作品背后的标准。他一直在追问这个标准，虽然它一直在变，但每个时代都有相对的共性。“你自己不是孤立的，你在参照系里才能找到自己，在周边人的对比中才能确立自己，这是我当时确定的想法。”
回国后，栗宪庭正式搬到宋庄，试图脱离开原本的文化状态。当时的宋庄，荒凉一片，只有几栋要塌掉的房子。但几年下来，宋庄已按照栗宪庭的设想初具规模，他出任宋庄美术馆第一任馆长，几年下来，它以惊人的速度被开发着。
如今他又担起了独立电影这摊子事儿。为此，他到处向艺术家朋友借钱。“独立电影，意味着，我不是唱赞歌的，不是主旋律的，我是个人化的……独立电影不是film，它变成DV以后，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自由。”像当初在当代艺术领域一样，他一直支持个人的自由表达，只是不知道独立电影之后，他又要转向何方。
老栗也一直问自己，晚年自己这样的奔波与坚持是为了什么，他形容是一种悲哀：“我一直在被压上东西来去承担。”看来，“教父”的称呼于他，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Q&A： 《芒果画报》对话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艺术在不断挣脱绑架
《芒果画报》：艺术好像经常被各种东西绑架？
栗宪庭：艺术就是在不断被绑架、再挣脱绑架，人的意识也是，你觉得很自我，但其实还是按照灌输给你的各种教育、信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你要活得感觉自由，就要不断挣脱出你的教育。人就是这样的。
《芒果画报》：挣脱这种绑架的前提是艺术家的一种“自觉”？
栗宪庭：对，艺术家的自觉。但是不是真的自觉，其实是很难说的。我觉得自己很自觉，但有个表达的语言问题，人类大多数想法不能表达，只在内心里。分享出来有一个社会的公共标准，但是表达必须是个人化的，只有个人化才可以是真诚的，艺术最终要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以后可以产生共鸣，但是不能颠倒，不能说我代表谁来表达，我谁都代表不了。
《芒果画报》：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它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时是什么心态？能做到平等吗？
栗宪庭：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只是语言模式，怎么用来遣词造句，但是一直在找自己的感觉。从五四开始，我们审美趣味上的经验，就是你画得像不像，这是束缚人自由的，艺术是可以随意画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种东西就行了。
以平等心态面对西方，是不可能的。艺术说到底，它的背后是文化问题，在艺术之上还有经济、政治、文化。创作的时候你的感觉是真诚的，你在鲜活的生命状态中，一旦作品完成就会进入社会，人也随着作品进入名利场，容易被物化，被这个时代的各种杂音影响。我们一旦与西方放在一起，就会在心里寻找你的位置、你画的位置，心理上会受到影响。所以文化没有真正的平等。
《芒果画报》：在真诚面对自己这一点上，东西方的艺术是平等的？
栗宪庭：是的，都是艺术家，心里平等就平等了。但在现实中没有平等的东西，我们做任何事，都有艺术以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东西制约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