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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双奖”大会开始后,我一直想采访谢雨辰夫妇。他们一家是这次大会最受欢迎的来宾。可接连几天都未能如愿。这家子大忙人呵,只要一出现,就有许多人围上去,要求签名、合影……
终于有一天,我溜进了南郊宾馆他们的住处,谢导演和夫人张金凤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台湾电影的现状及回归祖国的经历和感受。
谈到台湾电影奖,谢导演告诉我:“台湾电影奖叫做‘金马奖’,由当局设立。得奖影片一般是从参加评选的十几部影片中选出来的。”
“怎么会只有十几部影片呢?”我有些疑惑。谢导演解释说,台湾影业分独立制片和官方制片两种。台湾电影年产量至少200部,这其中,有190多部是独立制片厂摄制的,官方厂生产的只有十几部。“金马奖”便从官方生产的十几部影片中产生。
“独立制片为什么不参加评奖?”我插了一句。谢导演说,这主要是历届金马奖获奖片都是当局提供剧本,而独立制片厂大都不愿接受当局提供的本子,即使将当局提供的本子拍成了片子,老百姓也不愿看。“你千万别以为得‘金马奖’的影片就是水平最高的!”谢导演特意告诫我。
“原来如此!”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谢导演又举了《上海社会档案》《皇天后土》等影片为例说,在台湾,只要拍所谓“大陆伤痕文学”或是攻击大陆的影片,大都能获“金马奖”。他还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去年的一天,行政院新闻局给我来电话,跟我说,‘谢导演,你从事电影工作多年了,希望你能为我们做点事。现在有个本子,叫《夜渡》,是写我们的特工人员潜入大陆,机智勇敢展开工作的。如果你答应拍,我们新闻局一定给你提名、金马奖’。我没有接受,也不愿得奖。在台湾就是这样,不得奖还好,一得金马奖反而垮了、臭了。这并非没有先例。”
谢导演说,独立制片厂不愿拍当局提供的本子,于是就拍纯娱乐性的影片,但拍来拍去,无非是“四头”片,即拳头(打斗片)、枕头()、噱头(喜闹片)、鬼头(鬼怪片),题材大同小异。台湾税多,一张电影票就有六种税,什么“教育税”、“娱乐税”、“特别营业税”、“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大陆拯救税”等等,许多人都喊“中华民国万万税”。“国片”不景气,大家都去看“西片”。台湾当局给美国好莱坞公司以特权,每年让120部美国影片在台湾上映,占了进口片总数的一半。独立制片厂的影片只好被挤到海外去找市场。为了唤起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关心“国片”,台湾“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从1978年开始设立“优秀实验电影金穗奖”。同时掀起的浪潮是“学生电影”,代表作是中央电影公司著名导演李行的《龙的传人》。但这个片子完全彻底地失败了。在台湾,电影插曲早于电影问世,只要插曲有人听,电影就肯定有人看。可这部影片真怪,歌曲有人唱,录音带有人买,电影却没有人看,气得李导演三年没有拍片。
“是侯德健作曲的《龙的传人》吗?”我问。
“就是那首。侯德健回大陆后,这支歌在台湾被禁唱了。”坐在一旁的谢太太说。
最后,我问起谢导演回大陆后的拍片计划。这次途经香港时,有两家电影公司向谢导演提出了三部片约。但他决定先拍一部台湾乡土电影。此片由《将军族》、《夜行货车》和《望君早归》三个独立的故事构成,原作者陈映真和王拓都是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影片将从三个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示三个时期里台湾的三个社会层次。谢导演希望通过这部“三段式”影片的拍摄,能对大陆人民了解台湾社会,促进祖国早日统一作贡献。
我提出,希望谢导演今后能多拍些青年题材的影片,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他说,“我愿意为青年人拍戏,青年人也最有戏可拍。如果有反映青年现实生活的本子,只要故事感人,立意好,观众能接受,我就愿意拍。说不定到时候请侯德健来作些曲子,我们俩合作。我现在真想快点拍片,早日参加‘百花奖’‘金鸡奖’的评选。”
“祝您的影片早日获奖!”告别时,我向谢导演预祝着。
“我一定努力争取!”他笑了,眸子里透出一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