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音信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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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是源自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位菩萨。其梵文名Avalokitesvara，音译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汉文意译的称谓很多，如东汉支曜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为“观音”，三国东吴支谦译的《维摩诘经》为“窥音”，曹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观世音”，西晋竺法护译的《光世音大势至受决经》为“光世音”，西晋无罗叉译的《放光明般若经》为“现音声”，后魏菩提流支译的《法华经论》为“观世自在”，唐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为“观自在”，等等。在上述这些译名中，最为通用的则是“观世音”和“观音”，中国民间信仰中又多称“观音”。

为什么叫“观音”或“观世音”？主要是依据《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所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里所说的“观其音声”即是观其娑婆世界（现世）的一切音声、方便和求度众生，所以称为“观音”或“观世音”。

为什么又称为“观自在”？据唐代玄奘的高足窥基《般若心经幽赞》中所说：“观”即观照了达空有的智慧，然后证得十种自在的胜果（寿自在、心自在、财自在、业自在、生自在、胜解自在、愿自在、神力自在、智自在、法自在），也就是于理事无碍之境，观达自在。故称“观自在。”

由于佛教以慈悲脱众生为本愿，因此，佛教信众又把观音别称为求世菩萨、莲花手菩萨、大悲菩萨、金锁骨菩萨、圆通大士、施无畏圣者等。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超初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狭小圈子内，尚未在民间广泛流布。由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然，加之权贵和文人士大夫们并未真正弄懂这种外来宗教的义理，因而把佛教混同于“黄老道术”，即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即佛陀）之仁祠”。这说明佛教在当时被视为是“黄老道术”和“神仙方术”的一种补充而已。

“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弘明集后序》）。汉魏时期佛教未能兴盛，是与佛教传播缺乏深度和广度有关。由于当时对佛教经籍译介欠发达，因此缺乏广泛传播的可能性。晋代特别是东晋以来至南北朝，随着中西交通的发达，使佛经的译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加之本土有关佛教论著的增多，不仅为后来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而且进一步促进佛教及其佛、菩萨的信仰广播于民间。所以，在中国民间才会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局面。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芸芸众生对于各种天灾人祸（自然灾害、社会矛盾所带来的各种苦难）的解决，往往看不到希望和寻求不到切实可行的出路，寄望于“好皇帝”和仙佛、菩萨等神灵的佑助，以便从苦难渡向幸福。道教以“长生久视”作为生命永恒的终极关怀，虽然契合了人们贪生求生的心态，但对他们如何摆脱现实苦难仍感茫然。佛教竭力宣扬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法力无边、救苦救难、有求必应，无疑对芸芸众生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他们相信只有借助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观音菩萨，才能把他们从现实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并接引到极乐世界中去。即便是未能实现这样的理想，也多少给他们心灵上带来了抚慰。

观音信仰的缘起及其传播

观音菩萨是印度佛教吸纳婆罗门教中的善神“双马童神”演变而来的。印度婆罗门教的正式创建大维在公元前7世纪，以《吠陀》（包括颂诗《利俱吠陀》、歌曲《婆摩吠陀》、经文《耶柔吠陀》和巫术咒《阿闼婆吠陀》为主要经典，信仰多神，基本教义是“业力轮回”和“梵我合一”。在婆罗门教所信仰的诸神中，有一对挛生的马驹被称为“双马童神”，且具有威力无边的神遇，可令瞎子复明、不育妇女怀胎生子，还可让朽木开花、公牛产乳……具有如此巨大功德法力的善神，不仅广为罗门教信众崇拜，而且就连在公元前6世纪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新思潮”中所崛起的佛教，也十分乐于接纳这样的善神，并将“双马童神”人格化为“马头观音”（观音的自性身）。随着印度佛教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公元1世纪以后大乘佛教的兴起，以成佛济世、建立佛国净土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大乘佛教为了修持和传教的需要，不仅编著了宣说大乘思想和实践的大量经籍，而且囿有大乘的“多佛”和“菩萨道”思想，极力神化佛和菩萨，并构建成庞大的佛教神系。其中最受苦难大众欢迎的便是观音菩萨，加之集大乘思想大成的《法华经》竭力鼓吹观音菩萨济世救苦的各种功德和法力，使观音信仰愈加深入人心，并成为苦难大众的“救世主”。

随着观音信仰在民间的流传，在一些大乘经典中还编造出观音的身世、住地（道场）以及观音未来成佛的故事。如《悲华经》卷三“诸菩萨本授记品”中说：无数劫（天地的形成和毁灭为一劫，无数劫即形容时间极其久远）以前，其世界为“散提岚”，劫名“善持”。当时的人可活到80000年。有一转轮王名叫“无诤念”（又称“无量净”），他有一千个儿子，长子名不（即观音），第二子名尼摩（即大势至）。时有“宝藏如来”佛出世，经宝藏如来佛的教化，国王无诤念成了西方安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进而宝藏如来佛预言（授记）：再经无数劫，无量寿佛涅后，观音将成为“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佛”（后来的《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又称“正法明如来”或“正法光明如来”）。又据《观世音得大势受记经》说：从前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国，其国王名叫“威德”，有一天他在园中入定，忽见两朵莲花从地中涌出，化生为二童子分别侍立于威德王左右，左者为宝意（即观音），右者为宝尚（即大势至）。这便是西方净土崇拜及其造像中的所谓“西方三圣”，即主尊为阿弥陀佛，左胁侍菩萨为观音，右胁侍菩萨为大势至。另据《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说：南印度海上有一座岛屿名叫“补陀洛迦山”（在古代南印度秣罗矩吒国秣剌耶山之东），是观音菩萨的住处（道场）。“补陀洛迦”，梵文potalaka，音为小花树、海岛、光明等。这是大乘佛教杜撰的“观音故里”或最早的“观音道场”。

观音信仰是随着印度佛经传至中国后，特别是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对观音信仰经典的译介，才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三国）吴五凤二年（255）由支疆染接翻译的《法华三昧经》（六卷）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观音信仰经典之一，惜早已亡佚。两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的有关观音的经典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秦弘治八年（406）由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可以说这部“观音经”一直是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最重要的宝典。

唐代道宣在《释迦方志》卷下说：“自晋、宋、梁、陈、魏、燕、秦、赵，国分十六，时经四百，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获其将救者，不可胜计。”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在民间盛行阿弥陀佛、弥勒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信仰，至于说是否有无数的民众因称名念诵这些佛和菩萨而获期解救，无疑只是一种心理的自我安慰，客观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时间，除西晋有过短暂的社会安定外，均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和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乱不息，民不聊生。面对现实的苦难，广大民众却无力摆脱，只好仰望苍天，祈求神灵的佑助。恰好佛教宣扬的阿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以及地藏、观音菩萨的济世救苦功德和法力，迎合了苦难大众急于摆脱现实苦难的心理。因此，对佛和菩萨的信仰很快在民间蔓延开来。尽管大乘佛教鼓吹“众生皆可成佛”，并为众生勾画出理想的“西方极乐世界”蓝图，众生也希冀于此，但毕竟是难以企及的。相对说来，苦难大众更期盼“救世主”能把他们从现实的危难、苦痛中解救出苦海。寻来觅去，最终还是认定只有观音菩萨才能充当“救世主”的角色。所以，在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超越了对其他佛和菩萨的信仰，而且历代不衰。

在佛教日渐中国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不少由国人自己撰述的观音信仰经典，这些经典被称为“疑伪经”。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十大愿经》、《观世音生经》，《观民音菩萨经往生净土本缘经》、《观世音忏悔除罪经》、《观世音菩萨救苦经》、《观世音所说行法经》、《以世音三昧经》等。同时，一批好事者还编造出有关观音菩萨“灵验”、“感应”的传说故事，并结集刊行，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宣验记》、王琰的《冥祥记》、陆杲的《光观世音应验记》等。为了使人们相信观音“灵验”、每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采用真实人物，把“应验”事迹描述得栩栩如生。这样一来，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观世音信仰奠定了基础。

观音信仰的传播有两种方式，一是借助有关经典宣传义理，即文本传播方式；二是利用艺术形象让人膜拜，即图像传播方式。虽说两种传播方式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对不同层面的受众来说，其中作用却不尽相同。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性。历史地看，中国人向来不是一个善于抽象思维的民族，即便是许多文人士大夫热衷佛教义理，也并非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大都以中国的思维模式去理解抽象的经义，即感悟和跳跃的解释方式。而普通民众对抽象教义多半是望而却步，难以理解，甚至连什么宗教，什么流派均不加区分，逢庙便烧香，见神就叩拜。因此，直观的图像是更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也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自北魏以来的佛教石窟雕塑和壁画，特别是由观音信仰所生发出来的各种观音图像，受到普通民众的顶礼膜拜。

佛教为了改变普通民众不易理解抽象经义的状况，自南北朝以来，开始采用“转读”（唱经）、“梵呗”（歌赞）、“唱导”（宣唱开导）等通俗宣传佛教义理的方法，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喜爱。发展至唐代，佛教寺院又出现了通俗讲唱经文的形式，即所谓“俗讲”，也就是以佛经为依据，融入大量的佛教故事，讲唱结合、生动有趣，很是吸引听众。其底本称为“讲经文”，如《法华经讲经文》中就讲述了观音菩萨济世救苦的故事。唐代流行的说唱体通俗文学“变文”，形式多为韵文与散文相结合，说唱时，一边向听众展示“佛经变相”（图绘的佛经故事），一边说唱佛经故事内容，既生动又形象，更是广为信众所喜闻乐见。到了宋代，这种说唱体通俗文学又演变为“宝卷”，形式以7字句、10字句的韵文为主，辅以散文；题材内容也多取自佛经故事。北宋崇宁二年（1103）由普明禅师所作的《香山宝卷》，即是讲述观音菩萨修道度世的故事，对民间观音信仰影响很大。其他还有《鱼篮观音宝卷》、《妙英宝卷》、《销释白衣观音菩萨送婴儿下生宝卷》等。这些宝卷对明代白莲教、罗教、弘阳教、闻香教等民间秘密守教也有较大影响，多奉之为经典，信仰和崇拜观音。

宋、元、明、清时代，观音信仰的世俗化愈加浓烈，并深入到民俗文化中。把原本属于印度佛教的观音――改为中国本土的观音，编造出妙庄王之第三女妙善公主为观音化身的传说故事，树碑立传。如北宋绍圣三年（1100），由蒋之奇编著的《汝州香山大悲成道传碑》、元大德十年（1306）管道践编著的《观世音菩萨传略》以及明清编著的演义小说《南海观音全传》、《观世音鱼篮记》、《香山记》、《海潮音》等，亦多以鱼篮观音、妙善公主成道事迹为主题，宣扬观音信仰。

唐宋以后，民间口口相传的各种观音故事遍及中国城乡，依据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民族的习俗及民众的愿望，观音菩萨显灵及化现、救助有所不同。或化现鱼篮观音，或化现马郎妇，或化现妙善（又称妙音、妙英等），或化现梵僧，泗州大圣等。清代《历代神仙通载》中又将佛教观音菩萨吸纳为道教的“慈航真人”。其中在民间影响最广的还是妙善公主的传说。

随着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各地建的观音庙、观音殿、观音阁，以及以观音命名的山、洞、土、树、米、茶等也数不胜数。同时，民间又依据中国化的观音菩萨传记（特别是妙善公主事迹），衍化出每年农历二月十九为观音菩萨诞辰日，六月十九为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为观音菩萨涅日（又有称作“出家日”），并成为民俗活动中纪念观音菩萨的节日，一直延续至今。其隆重和热闹，远非一般民俗节庆可比拟。

观音道场略述

所谓“道场”，源自于印度佛教之“菩提道场”（Bodhi-manda）。原指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菩提树下成道时所坐的金刚座处。《法华经・六如来神力品》又引申为：修行佛道所在的地方，不管该处有无庙宇，均称为“道场”。《维摩诘经・菩萨品》又引申为：真心是道场，深心是道场，菩提心是道场，布施是道场，三明是道场，于一念间知一切法是道场。密宗修瑜伽行时，以先结界后建立本尊为道场，后来所谓的“道场”，即泛指修习佛法的寺院以及“慈悲道场”、“水陆道场”等法会。

观音道场，即是指传说中的观音菩萨修行成道的场所，或指观音菩萨显灵化现之处（如化现妙善公主或某寺高僧等）。最早的观音道场，在今印度南海东岸的巴波那桑山，古代印度称为“补陀洛迦山”（意为小花树山、海岛山、光明山等）。佛教传说为观音菩萨的住处，据新译《华严经》卷68页载：此山由众宝所形成，遍山花果树林，泉流池沼，极为清净。又据唐代玄奘、辩机合著的《大唐西域记》卷第十“秣罗矩吒国”说：“秣剌耶山东有布怛落迦山（即‘补陀落迦山’――引者注），山径危险，岩谷欹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请见，或作自在天形，或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

随着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唐宋以来开始出现中国式的观音道场。

中国最著名的观音道场首推浙江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岛之南的海岛上，其名源于梵文Potala（补陀洛）。相传唐代大中年间（847-860）有一印度僧人来此，自焚10指，发菩提心，亲睹观音菩萨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遂传此山为观音菩萨应化圣地。后又传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日本僧人慧锷曾于山西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菩萨像，欲护持圣像乘船返国供养，当船行至舟山群岛时，忽遇飓风骇浪，船止于普陀潮洞而不能前行。于是，只好在该地建寺供养，取名为“不肯去观音院”。自此以后，山上寺院渐增，香客如织。南宋嘉定七年（1214），朝廷又规定此山主供观音菩萨，遂成为观音道场。因普陀山东南海面上有一小岛叫“洛迦山”，故合称为“普陀洛迦山”。此山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近代僧人印光（1861-1940）在《印光法师文抄》中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普为法界众生恃怙，由兹举国人民，各皆信仰，故有家家观世音之常谈。其应化道场，固非一处，如陕西南五台、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的确，除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外，在汉地和藏区还有不少观音道场，只不过名气不如普陀山而已。

距陕西西安市30公里处的南五台（因有清凉、文殊、舍身、灵应、观音五峰而得名），其寺建于隋代仁寿年间（601-604）。传说农历六月十九在五台峰顶建寺后，观音菩萨显形化去，留下了观音道场。创建于唐代的河南汝州香山寺（在今河南宝丰县城东约15公里的大小龙山之间），相传为大悲观音菩萨得道处。寺内存有北宋蔡京撰书的《大悲观音菩萨得道证果史话碑》，记述了大悲观音化现妙善公主在香山修道证果的事迹。北宋熙宁元年（1068）重建有大悲观音塔，据说妙善公主的舍利葬于塔下。位于陕西耀县城西北约15公里处的香山，寺院始建于前秦（350-394）。北宋敕建奇峰洞，建圣果院白雀寺。传说的妙善公主事迹多在白雀寺，因而香山也算是观音道场之一。山东长清泰山西北麓方山之阳有创建于北魏的灵岩寺，寺内有宋代镌刻的“观音道场”四个大字。福建厦门市五老峰下的南普陀寺，始建于唐代，初名“普照寺”，五代时释清浩改建为“泗洲院”（因供春运同音菩萨化身泗洲大圣，故名），宋代重建复称“普照寺”。清代靖海将军重建时，因主供观音像（如大雄宝殿的千手观音像、大悲阁中的观音坐像等），又位于浙江普陀山之南，故改称为“南普陀寺”。云南昆明市区内的圆通寺，始建于唐代，初名“补陀罗寺”，元代重建，改名“圆通寺”。两个寺名均与观音信仰有关，加之南诏和大理国佛（称为“阿叱力教”）特别崇奉观音（南诏和大理国时称“阿嵯耶观音”），并在民间广泛流传有观音化现梵僧服罗刹和授记细奴逻建南诏国的故事。至今在云南大理地区每逢农历三月三的“观音节”，热闹非凡。在昆明市滇池西岸的观音山建于明代的观音寺，殿内供有铜质观音像一尊，也是观音道场之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藏族民众也极为崇拜观音，民间流传的藏族起源故事就是猴与岩观音结合而成为藏族初民。藏传佛教中有关观音的传说故事及其各种观音造像甚多。

藏区的观音道场最著名的是拉萨市西北马布日山（红山）上的布达拉宫，藏文“布达拉”po-ta-la源于梵文potalaak或pltalaka，因此，布达拉宫又称“补怛洛迦宫”、“补陀洛迦宫”、“布怛罗庙”、“普陀宫”等。该宫始建于7世纪，由吐蕃赞普（国王）松赞干布为迎娶唐朝文成公主而首建宫室，后世屡经培修扩建。此后便成为各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和坐床处，也是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布达拉宫内供有佛、菩萨（包括观音）像数以万计（壁画、唐卡、雕塑等），往来参拜者以观音菩萨为最神圣之本尊，也把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观音道场还有河北承德狮子山的“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故又称“布达拉寺”。该庙建成于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仿布达拉宫格局，是承德外八高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寺内建有兹航普渡亭。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朝鲜后，也掀起了一股观音信仰热潮。日本建有观凌晨道场的寺院达百余处，其中最著名的观音道场是位于纪伊东牟娄郡（今和歌山县）的熊野那智山观音寺，主供十一面、千手观音、如意轮观音等像，朝拜进香甚众。朝鲜也多有观音道场，最著名的是位于今朝国江原道襄阳郡的洛山寺，传说该寺创建于新罗（朝鲜古国名）文武王十一年（671），由到中国留学归国的义湘大师自制旃檀观音，建寺供奉，遂为观音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