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旅游招商引资中的机会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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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由东部沿海相对发达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所组成的相对简明的二元空间经济结构。资本积累在东部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增量，甚至出现流动性过剩，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尚处于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发达地区的资本，实现资源向资本的转化，就成为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
为此，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招商引资“让利竞赛”，甚至出现“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的局面，使投资者从地方之间的相互对立冲突中获得了超额好处。不仅如此，大量游客涌入引起的物价上涨以及当地对旅游业的过度依赖造成的经济结构单一化风险，还将进一步导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在多变的市场中更加脆弱和敏感，增加了当地被跨国资本控制的可能性。
相比较而言，由于个人对自身利益有较高的敏感度，私人合约中的机会主义较少也较轻。而在招商引资这类公共合约中，地方政府官员虽然在事实上控制了地方利益，但他们在拥有资源控制权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监控机制，致使地方公共利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不合理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为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
但我们不能一味指责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官员的腐败行为，因为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各种经济主体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制度性机会主义的产生以及实施这种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完善程度。对这种行为的制约，必须从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方面着手。针对目前旅游招商引资中所暴露出来的主要制度问题，下面三项制度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改革以GDP为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第二，建立健全投资监控制度，防范投资者虚报投资额享受额外的福利，同时可弥补地方政府因政策过度优惠而导致的财力不足，第三，探索旅游招商引资的新模式――土地入股。变更当前旅游景区开发中普遍存在的租赁经营制度为股份制。(2009年第23期《两亿中国人，千亿大旅游》)
我希望这个问题
由王小丫来提
何三畏(时事评论员)
《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从30年来历史，归纳出“(改革)动力的来源”，开始是上头，然后是中间，后来主要是基层群众。这样的归纳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还是想说3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跟3000年来的任何时候一样，改革的“主要动力”，都存在于基层群众，问题从来都只在于上层愿不愿意改。
中国从来都不缺建言献策之士，“文死谏”是：3000年来“下层知识分子”围绕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周围的盛况。《如何》一文的建议――“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处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干部‘能下’的战略突破口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改革闯将……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以便‘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果真让人如闻3000年的历史穿堂风吹送来的味道。
“干部‘能下’”是什么“战略”呢?如果是指当了大官再去当小官，那就永远别想“突破”，如果是指从‘上面“空投官员到“下面”去主政，这不是一直实施得很顺利吗?而到了“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大胆起用改革闯将“去”大胆创新”，就能立竿见影，收到“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之效，这恐怕也靠不住。至于“徙木立信”，则只是个贬意词，它当时不灵，3000年来都没有灵验过，何况还是只想“变通地采用”一下这个“方式”呢。
作为现实政治，“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的问题，我不想回答。但是，假如是王小丫女士的开心词典里的游戏，我愿意按抢答器首先是国家政治机制能运行改革，然后才需要改革者。机制不需要，有一个就嫌多，还谈什么“群体”而且“辈出”。而要创造使改革得以运行的政治机制，既然如《如何》一文所说，“主要动力”都已经在基层了，那就是要等着中上层也有“动力”了。而在没有机制之前，在基层“干群关系紧张”之时，首先派“闯将”到基层去，事实不是已经证明“闯祸”的可能性大吗?即使暂时不闯祸，这也不是良治的开端。
无论如何，我相信从基层民众中开始生长的政治才能长治久安，新的政治资源应该期待基层民众而不是“下派”的“闯将”。而“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基层民众都是改革者。(2009年第23期《如何让改革者群体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