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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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可能会遇到的最主要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社会建设究竟应当建设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
现在社会建设要面临的最基本背景是什么。我想讲的概念是“转型陷阱”，现在社会建设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制约条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我个人觉得，中国不是拉美、不是菲律宾、不是马来西亚，中国面临的是很独特的状况，中国会面临的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那转型陷阱指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总是假定说改革或社会转型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起点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扩展一点说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从一个起点在往终点走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停下来，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一种既得利益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是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我们假定一个房地产商，对他来说什么样的情形是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用行政的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盖成房子，在市场化中把房子卖出去。现在情况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就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定型下来，形成混合型体制。
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现在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这样一个转型陷阱，这个转型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转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改变社会力量对比打破僵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型陷阱的概念对我们认识社会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就拿目前很棘手的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发生的来说，如果群众的要求是不对的，不能解决；如果老百姓的要求是对的，更不能解决。为什么？如果群众的要求是对的，解决了，解决一个出来十个，解决十个出来一百个，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逻辑。再比如土地的问题，征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市场交易的契约上，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的，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解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他人的怎么办？原来我们形成的那些问题，已经使得我们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只能用将来的错误做法维持过去的错误做法。所以，为什么我要提出转型陷阱概念，是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建设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转型陷阱的背景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打破转型陷阱当中的僵局。从这点来说，最近刚刚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社会运行中机制在发挥作用，他们正处于打破社会僵局的过程中。这些年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出了严重问题，表现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失衡。这些年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吸收社会财富的黑洞，并且社会已经无可奈何，传统的监管措施无能为力。美国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法律赋予政府的权力，我们已经基本用尽，但是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是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社会，就是民众。美国社会的民众开始介入这个过程，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打破原来的僵局，改变社会力量的对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会形成一种变革，通过这场变革改革既得利益格局。
中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建利益均衡机制和基础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建设最主要的是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六大问题：
问题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们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利益能不能有一个相对的均衡，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利益均衡机制。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讲现代利益关系的时候就说，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失衡，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利益关系很难平衡。
问题二：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我们前段时间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中产阶层、中产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结构要具有流动性，能够给人们提供希望。在这样一个转型陷阱的背景下，实际上不仅仅结构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定型化，定型后人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社会流动正常的渠道，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个渠道提供希望，没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问题三：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问题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现在人们都在强调社会矛盾多，社会矛盾尖锐，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问题是缺少制度化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
问题五：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问题六：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要把社会中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同样意义的最基础的制度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好，跟我们缺少最基础的制度是有关的。
（摘自《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