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与“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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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2012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致辞的主题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背景是他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开早一些的疑问；但和已经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近期可与此对应的另一篇报道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退而不休，深入边区，转战中学讲鲁迅，怎奈学校不热心、学生不愿听，反而时不时向钱教授请教“如何学好英语”等他们认为更有用的问题，钱教授苦心纠缠十年，终于认输，宣布退出中学语文教育。

中学语文教育尚且如此，职业技术学校的就更可想而知了。以我们学校来说，无论高级班四年、技师班六年的在校时光，基础课程均被压缩在一年之内，其中属于语文等人文学科的时间就更少了。近十年来劳动版的《语文》教材已经三次改版，改版的结果也是越来越偏重于实用性。2003年的第四版教材《语文》还有上下两册，基本篇目中保留了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名篇，每个单元后面均配有口语交际的练习，古文、古诗等传统篇目约占40%的比例。2010年第五版《语文》，选文学习已经被压缩到上册，编者在前言中指出，注重选取能反映时代要求，体现生存、合作、发展主题，与学生心理、学习及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文质兼美的文章作为课文，鲁迅等人已经被彻底抛弃，不但上册每个单元后都增加了求职信、消息、调查报告、建议书等实用文体的写作指导，而且下册已经整体成为《应用文写作》课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语文学习。今年我校选用的另一版本，宦平主编的全国高级技工学校公共课教材《语文》第二版，基本篇目的选材更是与前几版大相径庭，大量的解说词、颁奖词、电视现场实录、社会热点问题探讨、励志类畅销书籍选摘，以至于我们一致认为这更像是一本德育书。同事在与这位主编沟通的过程中提出这样的疑问，宦先生的解释是：教师可以少分析课文，让学生多说、多写就可以了――这是我个人的教学风格；学生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观点，只要能举例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这才是语文的任务。宦先生个人的教学风格是否就可以成为一本通用教材的编纂指导思想，宦先生有关语文的任务的看法是否有片面之处，我很愿与宦先生商榷。

因为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总是会有这样的疑惑：现今职业学校的语文教育如此偏重与实用性，到底是方便了学生，为学生提供了更有用的知识，还是太过于急功近利、缺少长远的考虑了。口语交际和应用文写作此等被很多人认为是“有用”的能力的培养就真的不需要传统语文教学作为基础了吗？或者一个人的表达和写作会有一些天分使然，但是语言的简练、精确、规范、逻辑严谨、措辞得体、条理清楚等这些口语和应用文写作必须的要求依然需要基本的语文素养的锻炼和积累。相信从事过语文教学工作的人都认可，写一篇符合要求的应用文远比一篇日记或记叙文更考验写作者的语言功底。即使退一步，跳开语文的窠臼，对于今后断然不会从事与专业语文相关的工作的技术工人来说，难道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为人处事或者享受生活，就真的不需要更深层的人文素养与底蕴了吗？

也许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即为了实际需要而学习或者说是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从这个角度来说，语文似乎确属可有可无。于是我们不妨沉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学习语文呢？每周星期三下午，在深圳蛇口的育才中学，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私人编著的语文教材”的严凌君老师都在讲授“青春读书课”。“教育是理想主义者应该从事的职业。”严凌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可我们的教育偏离了它的根本，但凡不考的，教师不教、学生不学。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教育也变得市侩。所以，作为一个开明的教师，他更希望通过课程与学生们探讨更宏大的“意义”。“要享受现在的生活，一边吸收文化底蕴，一边要有成长的感觉，内心强大和温暖才足以应付以后的生活。”而不以暂时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

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目前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功利性太强不仅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也制约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社会的文明发展。有一些课程看上去是“无用”的，就是说对你找实习找工作没有什么用，甚至对你今后若干年的工作可能都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些课不仅会帮助你提高品位，帮助你理解人生，而且还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发挥意想不到的结果。毋庸置疑，语文就是这样的课程之一。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十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人是不可能向前预测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只能回首往事使才能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所以你必须信任在你的未来，这些点将得以连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学校不仅是今后工作的跳板，而且应该是探索新知识，包括那些“无用”知识的殿堂。

人文教育的使命不是只传授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让一些与人类之善有关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尊严等）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信仰，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正如佛来克斯纳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结尾中说：“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做出许诺，但是我们珍惜那通畅无阻地探索无用知识终会在未来产生结果的希望，就像过去被证实过的一样。”也许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像主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那样，真正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