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场更加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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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导的市场,纵然可以稳住经济大方向不致脱轨,亦可藉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但理性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

全球金融危机已发生了整整一年,在危机乍现之初,各国经济学家均将其与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并认为经济环境或许需要数年时间方能恢复过来,但历史就是历史,人总会从中学到些微教训。金融危机不用一年已渐行渐远,主因是熟读大萧条历史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伯南克能够对症下药,令经济重上升轨。而这道拯救全球经济的药,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政策蔚为风尚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原理很简单,便是透过政府政策松动银根,使银行资本获得支持,刺激市场借贷,推动资本重新投入经济实体之中,令市场的经济活动再次活跃起来。自美国推行后,经济情况渐见稳定,此后亦成各国主要的财政货币政策,蔚为风尚。

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不深,经济毫无衰退之兆,最多只可以经济放缓称之,但当各国以国家资本垫底,无限量支持市场时,中国为防资金外流,亦被迫随着世界潮流起舞,以宽松货币政策及积极财政政策挽留资本,稳定经济局面。但外国资金对中国市场影响甚大,欧美消费疲弱亦令中国出口放缓,于是中央政府只能扮演相当吃重的角色。一方面,中央以政策补贴的方式带动国内消费市场,如推出家电下乡政策;另一方面,也从松动银根下手,仅上半年贷款总数就达7.4万亿的天量,半年总额已超越全年目标。中央宽松货币政策及积极财政政策双管齐下,除推动经济发展外,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如家电下乡使农村生活改善,地方政府借贷投资基建,亦提高人民生活质素。中国经济全年保八不虞,实是经济政策得宜之故。

但既然政策得宜,为何八九月股市波动尤大,沪股于八月期间更曾于高位下挫近两成,令经济走向扑朔迷离?

博奕理论与市场

这得由中国的经济结构说起。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众所皆见,第二季的国民生产总值较预期理想,全因投资一项一枝独秀,而消费、出口就相形见绌。十只手指有长短,结构失衡本非甚么大问题,但中国的投资市场炒风甚盛,不少缺乏基本因素支持,股价飙升更与政策变动息息相关。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名实相符的“政策市”,市场稳定由此而起,市场波动亦由此而起。当中央将财政政策的重点由宽松币策与积极财策转往调节经济结构,最明显的是将七八月的贷款总数大幅收紧至二三千亿水平之时,市场恐惧中央收紧银根,于是在没有特别利淡因素的情况下,股民纷纷恐慌性抛售,造成一日又一日的股份大幅波动,以至于总理不得不重申中央只会以“动态微调”之法控制资金流。

尽管股民的心理与情绪对股价下落存在影响,但为什么欧美以至香港的市场相对比较稳定?尽管股价会受市场大势影响,向上攀升、向下行走,但甚少无缘无故下肆意浮动?这,或许可由近年主导经济学的博奕理论谈起。

博奕理论出现于西方学界只有三四十年历史,却于最近十年成为一时显学。它主要是以动态微观的方法研究人的行为变化,研究人在不同处境下如何找寻最佳选择,从而运算出不同的可能性。博奕理论涉及人的行为,可应用的不止在经济学,故此吸引各方学者投入研究。但博奕理论存在一个极大限制,就是无法掌握对手信息,因而难以准确预测对方将会采取的行为,最终导致无法作出最佳选择,克敌制胜。套用在中国股市之上,其理一样,股民的抛售行为除源于恐惧,亦由于对市场信息掌握不多,只能倚赖道听途说,一旦风闻中央退市谣言,便易于杯弓蛇影,造成骨牌效应。因此,现今在中国股市最易于攫夺利益的不是掌握市场最深的人,不是认识经济最透彻的人,也不是具长远视野的人,而是最了解中央政策和深谙中央底线的投机分子。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市场制度的问题暴露无遗。但市场制度下,各方人士可于一个信息透明度高的框架下进行买卖,可把买卖双方的行为置于市场环境下理性分析,所作的决定与最理性的选择只会愈来愈接近,投资者的买卖行为亦有迹可寻。而政策主导的市场,纵然可以稳住经济大方向不致脱轨,亦可藉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但理性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丘吉尔曾说过:“民主是一个坏制度,只是其它制度比它差”。现在经济学家或许会告诉我们:“市场制度是一个坏制度,只是其它制度比它差。”重要的或许不是偏向市场还是政策,而是促使信息透明可见,使市场步向理性,以免市场成为投机分子的数字游乐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