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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也谈“宗教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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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讲“博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最后审判申张的是正义(justice)。中国讲“孝—仁”,传统礼制强调上下左右的差别,在这种差别中达到和谐幸福。去掉传统礼制的特定社会秩序和内容,其“和而不同”的原则(即肯定差异,在差异中追求和谐)仍然有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讲“度”、讲“中”、讲“和”、讲“乐”(音乐和快乐),强调的不仅是外在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且也是社会成员内在心理的和谐与愉快,以此作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乐与政通”。“孝—仁”与“博爱”、“和谐”与“正义”、“大同理想”与“千年王国”,可能是中西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范导和适当构建的主要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更讲究“由近及远”,一直到“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焉”的孝—仁,多于远近如一、一视同仁的博爱;追求人际情理的和谐均衡,重于实现理性的公平正义;以世上天国的幸福理想替代灵魂永生的上帝天堂。

我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文中提出,将传统的“礼制三合一”转换性地创造成“仁学三合一”,也就是说在以对错为标准的社会性公德基础上,用来自自己传统的宗教性道德的范导指引,即孝—仁、和谐、大同理想的范导指引,可以适当构建更有特色的社会性道德,其中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宗教性道德,对富裕丰足却不安、不均、永远动荡的资本社会,便可以有某种制约。而“天地之大德曰生”、“仁,天心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韧、不断实践)、“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宽容、接纳异己)等等,中国人所崇拜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可以使中国人在“权利优先于善”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理性”支配社会性公德的状态中,在日益机械、疏远、冷漠的陌生人的现代社会和散文世界中,在个人日益感触其孤独、迷失、压抑、生活猥琐、漫无意义中,尽可能地争取去存留人间的温情、温暖和温柔。

当今社会为什么需要宗教性道德呢?社会性道德只是公德,是一种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它不能解决好些人追求生活价值、人生意义、心灵拯救、精神慰安等等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问题。宗教性道德虽然不是公共理性,甚至是反理性,却可以使人得到这方面的满足。许多人明明知道上帝不可能被证实,却仍愿意相信和信仰,因为从这种信仰和相信中可以获得生活的意义、价值和力量。

信仰总是有情感的,这种情感和信仰确乎有助于和改善由现代自由主义的“公共理性”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利己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