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公务员》连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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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奇恩――浙东农村的放牛娃，四次高考失利，半路出家学习英语，后成功赴美留学，并获博士学位；从临时工一步步晋升为联邦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从获年度人物奖到与布什总统同台演讲……何奇恩的经历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励志的传奇，成功的典范。2011年，应中国读者所期及中国人事出版社之约，作者特将自己在美国考公务员、当公务员、做杰出公务员的真实故事诉诸文字，娓娓道来，以朴素真诚的叙述告诉我们：他所取得的每一次辉煌与进步，都离不开他的非凡努力和坚持。

本期选摘《我在美国当公务员》精彩内容以飨读者，愿君捧卷有所兴，释卷所有思。

眼看博士就要到手，孩子将要出世，双喜临门的我却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因为我的工作前途充满了不确定。

刚开始，我把就职的第一目标锁定在费城附近的社区大学。每看到社区学院的广告上有能跟专业沾一点边的职位，我就给那个招聘单位的寄上一份简历。十天八天，有时几个星期后，我才收到一封薄薄的信。那些信都似祥林嫂般地重复着同一个解释：感谢你对我们最近登出来的工作表示兴趣。你的资历非常动人，但这份工作已名花有主。请俟下次机会。

我只好降低求职标准，把目光转向费城的公立学校。但申请表还是被退回――我没有资格当老师，因为美国的基础教学有一条硬性的规定：当教师须拥有州一级的资格证书。

教书不成奔行政。美国的政府机关和大公司都设有人事办公室或人事处，负责接收简历和筛选应聘者。所以，我得打通人事处这个关节。好不容易接触到了人事处的人，但最后因为把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名字发音念错了，让人家对我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工作又没戏了。

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当你不得志时，连喜事都会充满讽刺和嘲弄。我们唯一的女儿就在我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节骨眼上来到世界。

不过到了1997年6月，我终于取得了绿卡。有了绿卡，意味着我能申请除了联邦公务员以外的所有工作。于是我把目光瞄准到宾州州政府的社会工作者上，即州公务员。我挑容易的职位，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不管工资高低，先进去再说。

虽然碰了多次壁，我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性格没有变。我的运气不错，绝处总能逢生。一打听，州政府在费城设了一个公务员考试中心，离唐人街只隔两条街。第二天，我就来到了考试中心。这里的接待室三面墙上都贴满了宾州政府机关的各种招聘广告，足足有几百个空缺。但偏偏没有一个职位能与我的专业对上号。后来在一位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我填了一份申请表，申请州政府公务员。

一周后，我居然接到了去参加宾州的公务员考试的通知。几个星期后成绩单寄到，我得了85分，没有进入三甲，笔试前三名才能进入口试。这份工作又没指望了。

就在我的工作还未有着落时，妻子又被裁员了。在无望的日子中，我偶然看到了一则广告：招聘费城难民协调员，而且他们明天参加在母校举办的秋季工作招聘会。我喜出望外。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母校招聘会，找到费城人事局展台，将自己的简历递给招聘人员。招聘人员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我的简历，突然激动地对我说：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跳下凳子紧紧抱住我，生怕我逃走似的：“我是老人局的人事处长雷，你下星期二就来老人局面试填表吧。”

一切来得这么突然，让我处于一种晕乎乎的感觉之中。前后不到五分钟时间，我的人生将在此处拐弯。

三天后，人事处长亲自把我带到我未来的上司那里。“瑞克，总算替你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拿过博士学位，既会说中文，又当过学生会主席，还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毕竟是人事处长，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简历最精华的部分剥离出来。

瑞克是老人局热线服务处长，四十上下，说话有些腼腆，他红着脸对人事处长说：“放心吧，我会好好照应的。”瑞克显然比人事处长谨慎，他按部就班地对我面试了一个小时。

星期五，瑞克如约来电，祝贺我成为费城难民协调员。终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1997年12月1日，我正式走马上任，成为费城难民协调员。

难民项目由老人局牵头，与相关的费城难民组织合作。我的职责是组织班子，协调各方关系，保证项目顺利运行；并为老人局出谋划策，加强与难民社区的联系；同时与老年难民直接沟通，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最后定期向老人局和联邦卫生部汇报项目进展情况。

有道是牵牛要牵牛鼻子，费城的难民服务中心就是我们这个难民项目的牛鼻子。这个最早的收容和安置难民的组织，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在费城乃至美国的难民安置服务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它的主人正是有着“牯牛” 之称的布朗格。听说我第一个要拜访的对象是布朗格，瑞克和露丝都替我捏了把汗。

难民服务中心位于费城闹市区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下午两点差十五分，我到达传达室。

门开了，从里屋走出一个非常精干的小个男子，他正是我要见面的布朗格主任：“我们在开全体员工会，下面的一半会由你来主持。我们正好有问题要问你。”没有寒暄，没有道歉，他把我带到会场。

还没等我回过神，他就开始向我进攻：“费城老人局为什么雇你？”全场几十人“轰” 地笑开了，他们要看我如何招架。

“可能老人局雇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回答得不卑不亢、不软不硬。

布朗格找不出破绽，但他不想在他的员工面前丢了面子：“你能说说你将如何开展这个项目吗？” 他又将了我一军。

“这几天我研究了费城的难民老人的分布情况，当务之急是要雇会说东南亚语和俄语的社工。费城百分之八十的难民来自于西贡陷落后的东南亚三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东欧诸国。下星期二是这个难民项目正式启动的新闻会，主持这个会非你莫属。大家都知道，你是费城难民事务的权威。我上星期刚接这个项目，有很多东西要学，因此我今天是向你们学习取经来的。”

我的话音刚落，他的员工拍起手来。

布朗格还不肯罢休，又一次冲我发问：“你能保证这个难民项目的成功？”

这实际上是个暗招。布朗格非常熟悉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崇尚谦虚，而在美国人眼里谦虚则是无能的表现。若你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都没有信心，这一百万拨款不就打水漂了吗？

“我想这个合作项目肯定会成功。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同舟共济。”我回答道。

大凡牯牛斗架倚仗前三次进攻。一鼓足，二鼓衰，三鼓绝。美国人也真可爱，几分钟前还是剑拔弩张的样子，转眼他便与我握手言欢。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布朗格拍着我的肩膀说。

星期二的新闻会开得非常成功。老人局局长致开幕词，费城市长讲了话，联邦卫生部派来代表，就连宾州的联邦议员们也发来了贺信。布朗格出尽了风头，牛气十足。

为了这个新闻会的召开，我两天两夜没睡觉，像一头孺子牛，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从邀请客人起草会各种文件到准备咖啡茶水桌椅板凳，我安排得滴水不漏。这是我组织的第一个公开活动，不求有功，只求无过。

我的主管瑞克也是低调之人。他在默默地注视着会上的一切。布朗格当着他的员工羞辱我的言词，尽管我没有向瑞克透露过一个字，但他已有耳闻。老板最讨厌的是新来的雇员不知深浅而惹是生非，挑拨离间。我现在不计前嫌，尽情让布朗格发挥其才华，令瑞克对我刮目相看。

瑞克轻轻地对我说：“你就放手干吧。”有主管这句话，我悬在心中多日的石头终于落下。

我每个星期向瑞克做一次小汇报，月底向局长做一次大汇报。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个难民来登记。到了第三周，见我还没有动静，瑞克可沉不住气了：“你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等客人，你得带你的团队走出去。”瑞克严肃地说。我如醍醐灌顶：“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招？”

当天下午，我们四个工作人员分赴自己的社区，按照老人局提供的地址，挨家挨户地送服务上门。

天下起了雪，四周灰蒙蒙的。在费城，众多东南亚难民老人就住在这些充满危险的街区。我开始挨家敲门，无人回应。整整一个下午，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无所获。

转眼到了圣诞节前夕，费城处处洋溢着一片喜庆。我受邀参加难民老人中心的新年联谊会。在这场联谊会上，我意外地接到了几百名老人的登记。

1997年的最后一天，我向瑞克汇报工作，我把几百个人的名单往他的桌子上一摊。瑞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美国人一般不怀疑别人的成果。我的试用期顺利通过。

难民项目总算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但世事从来不是十全十美的，那个无足轻重的柬埔寨社区屡屡出现情况。先是会说高棉语的社工突然辞职，接下来是大费城柬埔寨协会的主任大。我们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费城老人局和难民服务中心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组织提供资源的同时，让东南亚难民互助协会和大费城柬埔寨协会雇佣双语工作人员，协助老年难民登记。我这个难民协调员要把这两股力量拧成一条绳，使主流社会和柬埔寨社区和谐相处，减少摩擦。

忙忙碌碌到了1998年7月，难民项目竟然提前两个月完成各项指标。我总算长舒了一口气，却又好像突然从梦中醒来：难民项目就要曲终人散了。工作人员开始寻找出路，我这个协调员还是前途未卜。不过，十个月的摸爬滚打，我悟出了走进主流社会的门道，窥见了美国社会的变化：美国白人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在动摇，多元化的人口必然引起多元化的政治经济乃至服务行业的变革，而现存的各种体系已远远滞后。我模糊地意识到，或许我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