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娱乐与娱乐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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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手机等“热媒介”的普及，曾一度让我们淡化了电视的力量，央视内部晚会上“砸烂电视”的口号成为新媒体颠覆传统电视的号角。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新媒体兴盛十余年后，电视依然是电视，依然是我们闲暇生活的主角，什么是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再次成为我们反思的主题。
“选秀热”遭遇“红色经典”
《超级女声》引爆了中国电视节目的选秀热潮，成为中国电视媒体抢占受众眼球的“法宝”，也创造了不菲的市场绩效和社会效益。当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遭遇广电总局的“尚方宝剑”时，对选秀类节目的诟病以及所引起的电视人的职业风险才被我们所认知，这也为电视媒体在涅中重生扫清了“迷障”。
“红色经典”曾一度以“样板戏”的形式成为中国电视的绝对主角，但电视媒体的市场化及经营模式的单一化，让电视媒体抛弃了“红色经典”的理想追求，一度在“性、腥、星”的泥潭中踯躅不前。电视媒体追求多元化的传播效果无可厚非，但“红色经典”并非“革命遗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其传播价值，赋予其新的社会寓意。
中国电视媒体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例如，河南卫视《沟通无限》栏目经过两次改版之后，再次推出“世纪歌声”特别节目，邀请乔羽、李谷一、蒋大为、德德玛、吴雁泽等五位著名歌唱家、词作家做客河南卫视，与歌迷同唱经典老歌，共享难忘岁月的激情记忆。河南卫视《沟通无限》栏目曾在“五一期间”推出“世纪歌会――艺术家系列歌会”，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这两次特别节目是《沟通无限》栏目在节目运作理念上的进一步提升，《沟通无限》在先后经历了人物访谈、奇人绝活两次改版后，深入挖掘“沟通”的本质内涵，从娱乐交流发展到情感共鸣，“沟通”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单向度传播，而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与特定人物之间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
这五位著名演艺界人士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们的形象与歌声已经成为红色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特定时代的品牌形象和宣传口号。在电视舞台上，观众与他们面对面地“沟通”，唤起的是观众对那段历史的追忆，背后是观众的认同感。这些原本写入文化史教科书的时代符号，在电视娱乐时代“暴露”于“恶搞文化”盛行的媚世，文化与娱乐建构了新的“沟通模式”，文化可肃亦可娱，娱乐可俗亦可雅。
电视缔构文化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禀赋，文化是人类所有行为的总称，个体是文化总体中一个动态的因子，但在“前电视时代”，由于人类传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文化成为一种人类的“奢侈品”，特征如下：
文化是一种权威。在这个时代，并非所有的人类行为都能进入文化史，文化史成为道德家们统治社会的“软监狱”。
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是人类延续的线索，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行为规范，也是人类的信仰所在。
在“前电视时代”，文化等同于文明，于是文化成为了人类的道德操守，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的严肃性让社会的革新者难以寻求自身行为的诠释，尤其是在社会面临着重大的文化变革时，所谓的文化守护者把传统文化的“法杖”凌驾于新文化之上，无视新文化的变革要求。
电视媒体的诞生使得信息传播实现了全息性和实时性，打破了文字持有者对文化的垄断性诠释地位，电视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判断力去指导自身的行为，形成自己的行为规范，而不再满足于原来的文字遐想。电视使文明从文化中分离出来，把文化还原于人类的行为本质，人类的创造性重新得到确认。
电视发现文化、贴近文化、主导文化，成为文化的“发动机”，电视与文化的联姻，或者说电视成为社会的“枢纽”，文化不再是原来的文化，文化成为一种娱乐仪式和宗教，其精华才构成社会文明。
电视发现娱乐
娱乐本为人之天性，是人之为人的行为特征，但娱乐在“前电视时代”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之后，娱乐成为各种势力奴役的对象，成为社会异化的“标靶”，表现如下：
娱乐是一种特权。身份的差异导致社会地位的高低，娱乐的性质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于是娱乐便有了雅致与媚俗之分。
娱乐是一种富贵。娱乐是富者对贫者的一种歧视，娱乐是一种建立在富贵基础上的闲暇。
娱乐是一种道德。自从被贴上道德的标签，娱乐便开始等同于低俗、下流、卑贱，娱乐不再是娱乐，娱乐成为一种罪罚。
电视媒体在经历了最初的政治性严肃后，电视媒体已经成为娱乐、广告、信息的舞台，电视降低了娱乐的门槛，电视成为人们闲暇之时的“玩偶”，电视使观众摆脱了陈旧的娱乐仪式，成为人们娱乐的向导，也使得人类娱乐的天性得到了第一次全方位的释放。
娱乐与文化的“交媾”
文化的娱乐是指文化的娱乐属性，文化是一个多元属性的混合体，它既有严肃的政治性，也有通俗的娱乐性。文化的娱乐曾一度认为是文化的堕落、文化的媚俗化和文化的异化，文化的本质是人类行为的总和，文化的特性来源于人类的创造性，所有的人类行为及行为载体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本身就包含有人类娱乐的行为，因此，文化具有娱乐属性是题中之义。
娱乐的文化是指娱乐也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娱乐曾被视为人类的“缺憾”，是人类感官的放纵，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娱乐成为不耻之谈。现代娱乐经济的兴起使得娱乐的经济功能被人们所重视，但娱乐的长期异化使人们忽略了娱乐的教化功能、健康功能和稳定功能，使得娱乐在公共空间处于低下的舆论地位。
电视媒体的诞生肯定了娱乐的文化内涵，也充分挖掘了文化的娱乐性因素，同时也搭建起了娱乐与文化之间融合的桥梁，电视媒体因此也成为文化娱乐化的物质平台和娱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消解了文化与娱乐之间的疆界，使得人类的本性在电视媒体的使用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这直接促使了电视娱乐化的形成。
娱乐有度，健康播放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已经或即将带来的悲剧性结局，通过极富洞见的阐述做出了精辟的预见。波兹曼提醒我们，“事实上，比物理意义的娱乐圈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在那个完全以‘娱乐’为价值标尺的信息环境中，品德的高下、文明的肃穆乃至人格的完美仅仅取决于‘化妆术’的或高或低……”波兹曼的论述充满了对电视媒体极端娱乐化的悲叹和失望，电视媒体的过度放纵淡化了印刷媒体的道德尺度，因此，作为公共空间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媒体必须坚持自己的娱乐底线，娱乐有度，健康播放。
电视媒体的娱乐必须打破“性、腥、星”的选题思维和媚俗行为，认识到电视媒体在公共空间中娱乐的特殊性，推进经典文化的电视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视娱乐的导向性。
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成为观众身份认同、自我释放、观测社会的“道具”，电视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成为社会情绪的“面具”，当电视栏目的品牌化和受众的个性化、社区化融为一体时，电视生活就成为真实的生活，电视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物什，电视成为一个文化“牌坊”，一种文化图腾。电视消解了文化与娱乐之间的制度隔阂、审美差异，电视缔构了文化，也发现了娱乐的本性。
电视媒体娱乐化一度成为电视人的“圣经”，但随着对电视沟通艺术认识的深化，很好地处理了娱乐与“舆乐”之间的关系，把娱乐的限度限制在观众喜闻乐见的范畴，使得高雅的经典文化与活泼的电视娱乐文化很好地结合，打造了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
（作者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