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由丢失手机引发的官司,,拾金必须不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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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丢手机，丈夫收到“防盗追踪短信”

2010年10月23日，烟台市芝罘区法院卧龙法庭。

随着副庭长王焕文手中的法棰敲下，中国第一起丢、拾手机官司获得宣判。法庭一审判决：被告、手机捡拾者赵全顺赔偿原告、丢手机者张红梅LGKS360手机一部。如无法买到相同手机，可以支付800元折价费用。如果未按照本判决规定时间给付金钱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支付债务的利息。

走出法庭时，面对很多媒体闪烁的镜头，挺着大肚子的张红梅，很有些腼腆，但是，话语却异常坚定：“谁都不差这千八百元钱，我就是要较个真。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公民的法定义务。”顿时，掌声一片。

28岁的张红梅，是烟台某大型外资企业的部门主管，丈夫孙红方做海参生意。小家庭年收入都在六位数以上，日子过得很宽裕。

2010年3月13日中午，张红梅下班途中还接了个电话。将车停到小区停车场后，拎着包就匆匆往家赶。在家做饭时，突然想起下午单位有个会，她想跟同事沟通一下发言事宜。可将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手机。她顿时慌了神：坏了，手机丢了。

她一边朝丈夫嚷着“你看着点火”，一边急三火四地往门外奔。路上，她不住地安慰自己：一定是丢在车上了。可是，几分钟后，她将车里车外都找了个遍，也不见手机踪影。此时，细密的汗珠已经渗出了额头。手机里面不但保存着300多个电话信息，而且还保留着工资卡、股票、基金等理财产品的账号和金额。而这些信息，她都没有备份。要是被不法分子获得，后果不堪设想。

她又紧张又失落地踱回家中，跟丈夫说明情况后，丈夫不住地安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公再给你买个好的，老婆你可千万别上火了。”张红梅此时突然猛地一拍额头，“对了，老公，当初我买手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帮我开启了‘防盗追踪功能’。我将你的手机号码设置成第三方号码。假如谁拾到我的手机，将我的卡卸下，换上他的卡时，你的手机就能收到一条短信，内容为这个捡拾者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或许，还有希望。”

“能管用吗。”孙红方有些怀疑地说。不过，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当天下午，张红梅和丈夫都请了假，先到银行和证券公司修改了工资卡、股票卡和基金卡的密码。又打印了100份“寻物启事”小广告，分贴在小区的四处。

就在第二天中午的12点15分，孙红方的手机短信铃声倏然响起。看到内容后，孙红方兴奋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老婆，你快来，我收到那条防盗提醒短信了。”张红梅围裙还没解，就蹿到丈夫跟前，短信内容明白无误：您的手机可能被盗或丢失，目前正在使用您手机的号码为：139××××××××。

小区保安拾手机，拒绝归还

张红梅抑制不住兴奋，立马用丈夫的手机回拨了该号码，接电话者是一位男子。张红梅态度很友好地问：“大哥，您是不是昨天捡到一款LG的黑色手机。”对方迟疑了几分钟，口气有些支吾：“噢，噢，你……是……谁，怎么知道我捡了手机。”张红梅将手机的“防盗追踪”功能如实相告，并且诚恳地说：“大哥，手机我可以不要，但手机卡中有我很多宝贵的信息，您把手机卡还我就行了。如果您不愿见面，麻烦您通过快递公司寄给我，邮费我来付。”

对方听明白“防盗追踪”功能后，开始努力辩解：“我的手机，这几天被别人用过，或许是别人捡了你手机。再说，你那个短信，也不一定准确啊。”张红梅刚要继续解释，对方借口很忙，挂了电话。张红梅再拨打，对方就不接电话了。这下子，激发起了张红梅的火气和韧劲。当天，她拨打了四十多次男子电话。晚上的时候，男子终于接了电话，但是，上来就态度粗暴地说：“我没捡到你的手机，你再骚扰我，我就报警了。”临了还骂了一句“神经病”。

张红梅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孙红方赶紧凑过来抱着妻子安慰：“老婆，这个人显然是个无赖，算了吧。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明天我就陪你去买新手机好吗，咱这次买个3G的。”见丈夫满脸关心和焦虑，张红梅不忍丈夫跟着上火，委屈地点了点头。

可几天后，张红梅不经意发现，她和丈夫张贴在小区内的100张寻物启事，多数都被撕了下来，少数几张因为糨糊太多撕不掉的，上面还用毛笔画了个大大的“×”。“以前，小区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启事，有的都贴一年多也没人撕，这究竟是谁闲着没事？”张红梅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红梅上班总是闷闷不乐，出了好几次小差错。领导也关切地问：“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张红梅慌忙地解释：“没有、没有。”

她意识到，这只丢失的手机，就是自己最大的心病。要是讨不回个公道，她很可能为此抑郁。想到此，4月18日上午，她坚定地来到黄务街道派出所报了警，可得到的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民警告诉她，公安机关只负责治安和刑事案件的立案和侦破工作，张红梅这种情况，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建议她到法院咨询一下。

张红梅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芝罘区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听了情况后，先表示同情，接着又劝说：“你现在连被告是谁都不明确，这官司还怎么打。我看还是算了吧，为了一块普通手机打官司，以前也没有听说这样的事。要是真打起来，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不一定赢，不值得。”张红梅咬着嘴唇，悻悻地离开了。

第二天，张红梅又来到派出所，请求派出所帮她查一下捡拾手机者的相关信息。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下，民警请示上级领导后，给她开了一次绿灯。得知结果，张红梅差点蹦起来：捡拾其手机男子，名叫赵全顺，竟是她所住小区的保安。怪不得那些“寻物启事”……

想到既然都在一个小区相处，保安又负有维护小区安全的职责，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保安都应该将手机还她，为何却那样自私和野蛮。

越想越生气，张红梅决定当面找保安理论。第二天，孙红方陪着妻子找到了赵全顺。赵全顺也就三十多岁，他承认孙红方收到的防盗追踪短信中的号码，是自己手机的号码。但是，矢口否认捡到手机。并且语气中还带着威胁：“我说没捡就没捡，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地来找我，要是传开了，我在小区还怎么工作。你们再别找我了，再找，我跟你们急啊。”

张红梅火气蹭地一下起来，她刚伸出手指着赵全顺要骂，被孙红方一下子按了下来，他拥着妻子离开了。临了，他还朝着赵全顺“抱歉”地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当面跟你谈一下。”

“谈什么谈，我说过多少遍不关我事了。”赵全顺的拳头竟然握了起来，朝着孙红方怒吼。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霸王行径，彻底激发出张红梅的“斗志”。她暗下决心：无论多么艰难曲折，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不信邪，一路辗转讨回公道

接下来的时间，张红梅边工作，边开始上网查找一些有关拾金不昧官司的案例。可找来找去，没找到一起因丢手机引发的官司。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6月初的时候，她上班总是感到身体乏力，而且还经常恶心，喜欢吃酸辣口味，她隐约觉得怀孕了。一个周末，她跟丈夫来到烟台山医院检查，结果，两人都喜上眉梢，她怀孕一个月了。孙红方此时对妻子的呵护更是小心翼翼、无微不至。

张红梅刚在电脑前查几分钟资料，孙红方就以“电脑辐射对胎儿不利”为由，温柔地将妻子推回房间。为了让妻子尽快从丢手机事件的阴影和不快中解脱出来，孙红方还特意给妻子买了一款5000多元的iphone4手机。每当张红梅提及丢手机的事，孙红方总会打出“stop”手势，并且嘻嘻哈哈地转移话题。

张红梅何尝不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也很为丈夫细腻的爱而感动和安慰，她也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但是，好几次，她驾车进出小区门岗时，总会发现赵全顺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不屑和得意，再看到寻物启事上那墨黑醒目的“×”号，一种巨大的屈辱和不平感涌向心头。“我就不信这个邪。孩子，你爸爸是指望不上了。你可要支持妈妈呀，妈妈一定能讨个公道。”张红梅经常抚摸着肚皮暗自鼓劲。

在朋友的推荐下，她利用业余时间，拜访了鲁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明。听完张红梅的讲述，孙明说，尽管丢、拾手机的官司，鲜有案例。但是，实施已三年的《物权法》第109条明文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鉴于此，如赵全顺这种拾金有昧的行为，就涉嫌违法侵占。失主和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要求返还。孙明也提醒张红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张红梅要想在法庭上取得主动，首先要做好大量细致、齐全的证据搜集工作。其中，最关键的证据，莫过于“防盗追踪”功能的权威鉴定。

孙明的指点迷津，让张红梅看到了诉讼的可行和希望。6月20日，张红梅和丈夫一起来到LGKS360手机的售后服务站，咨询防盗追踪功能准确度等问题。有关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防盗追踪功能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手机被盗或丢失后，可将小偷或捡拾者使用的新SIM卡卡号回传，从而为帮助失主找回手机提供线索；第二是，在第一种功能的基础上，还可以帮助实现手机电话通讯录、短信信息回传以及部分遥控功能。无论哪一种功能，都是采用点对点的信息技术手段发送，准确度应该为万无一失。

得知张红梅的诉讼事宜后，该售后服务站为她开具了“LGKS360手机防盗功能准确度的鉴定证明”。此时，张红梅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和必胜的信念。

几日后，张红梅聘请了律师。一纸诉状，将赵全顺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赵全顺归还手机，或者赔偿手机费用1000元。

2010年7月16日，烟台市芝罘区法院卧龙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在举证、质证环节，张红梅向法官提供了手机发票、话费单、丈夫手机收到的短信、防盗追踪功能鉴定书等。赵全顺也承认，2010年3月14日中午12点15分，他的手机自动发出一条短信，也就是孙红方收到的那条“防盗追踪短信”。但是，他怀疑，这可能是通信公司出了差错，就比如说，类似一些通信公司群发的垃圾短信一样。因此，不能成为他捡拾手机的证据。

依照审判程序，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此时，张红梅看到赵全顺满脸沮丧，眼圈中也布满血丝。而且在此之前，她了解到，赵全顺是外地来烟台的务工人员，找份工作不容易，她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向法官表示，只要被告承认捡拾了手机并归还，她可以撤诉。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赵全顺却坚定地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于是，三个月后，便出现了文中开头一幕。而当判决结果出来，赵全顺将头深埋在了双腿之间。面对媒体的采访，他喃喃地说：“她就是没有证据……”尽管嘴上还是不认输，但是，他表示认同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再上诉。2010年11月3日，赵全顺来到卧龙法庭，交纳了800元赔偿款，这起官司尘埃落定。

编后：

近年来，《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保护物权的相关法律相继出台。拾金不昧，在《物权法》没有实施以前，只属于道德范畴，无论昧与不昧，社会对当事人都只能进行道德评判。如今，在《物权法》中，将拾金不昧由道德范畴上升为法律义务。与此同时，为平衡拾得人和遗失人的利益，《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还规定了拾得人领取失主承诺的悬赏金的权力，以及向失主索要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的权力。这既保护了广大失主和拾主的切身利益，又弘扬了社会公德和正气。衷心希望张红梅丢失手机的维权案例，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些许启发。

责编/昕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