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企业家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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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是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柯兹纳的代表作。

“企业家”是理解市场的重要视角。市场经济的灵魂无疑是“企业家”，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假想的“资源配置者”。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不是因为有一个无所不知的调配者，而完全是因为无数企业家在其中相互竞争。

市场中的竞争不是给定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尝试以最低成本把产品生产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竞争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竞争其实是在“无知”状态下进行的，企业家要去“发现”消费者的需求以及何种手段才能更好地满足。竞争不只满足需求，而且创造了新的需求，使消费者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存在。这个更好的东西，可能已经存在，只不过消费者不知道，企业家把它送到消费者面前，并激发他们的购买意愿；或者是原来还不存在，企业家把它新创造出来。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使消费者获得了新的东西，因此也都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使原来不存在的交换得以实现，在实现交换之际，福利增加了。

不能把企业家等同于生产商，生产活动本身并不意味着福利增进，是交换的实现增进了福利，生产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这也意味着，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不应该是生产问题，或者如何降低成本的问题。在实现交换的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了比原来更好的“协调”，“看不见的手”背后，其实有无数企业家在起作用，他们才是协调的主体，没有人指挥他们，他们从自己的最大利益出发的行动，无意中实现了市场的协调。

企业家的行动创造了新的信息，同时也汇聚、扩散信息，市场是企业家创造的信息的海洋，他们又要在信息的海洋中“警觉”利润机会。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警觉包含在无数信息中的利润机会，这是区分一个人是企业家还是非企业家的标准。警觉机会，也就是发现原来市场中存在的“错误”，用柯兹纳的话说，就是“不协调的计划”。企业家实现了机会，也就是纠正了“错误”，使不协调的计划变得更为协调，这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而主流经济学从“理性人”出发进行思考，对应的市场是个“均衡”状态。在均衡背景下，没有真正的竞争，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和垄断竞争模型，由于把企业家排除在外，事实上也就把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排除在外了。在这些模型中，信息都是给定的，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信息恰恰是需要企业家竞争去发现，因此，这些模型描述的是竞争的结果，或者说一种事后的状态，而不是竞争本身。

“企业家”竞争这个视角，除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市场的特征，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评判某种制度优劣的尺度。如上所述，更好的协调的实现即是福利增进，因为它意味着企业家把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摆在消费者面前，这些产品和服务甚至是消费者都没有想到的。没有企业家的行动，就不会有协调出现。

因此，一种好的制度，应该推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而不良的制度，要么阻碍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要么将其引向错误方向，如寻租。这个制度评判的标准，完全不同于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后者意味着已知某个更好的状态，通过人为手段去改进它，而事实上，这个更优的状态只能是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结果，而不可能事先为人所知。

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尽可能给企业家松绑，不对企业家的合法行动施加人为限制。比如行业的准入限制就是限制了企业家在某个领域发挥才能，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调”，也即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政府也不应代替企业家去解决失业等问题。凯恩斯经济学把失业视为市场的失灵，但要素在市场中存在资源的闲置和产品市场中有库存一样，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闲置”向企业家发出了市场未充分协调的信号，对企业家来说是“机会”，他们会去纠正它，以减少闲置现象，但如有政府干预，那么恰恰使这种自发的纠正不会出现。

政府的产业政策也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在市场中，引导企业家行为的只能是他自己对利润机会的警觉，而产业政策却把企业家的“注意力”从对利润机会的警觉中引开，转向政策所提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不同于市场的机会。这样，在政策作用下，企业家本应具有的协调功能消失了，其后果就是市场的失调，比如体现为真实的产能过剩。

企业存在的前提是企业家对利润机会的警觉，没有企业家的企业只是生产单位，这一观点对国企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美）伊斯雷尔·柯兹纳著，刘业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