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传播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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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一系列相亲类节目火爆荧屏。这一现象也引起国人甚至世界不少媒体的关注。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着手整饬。电视相亲类节目到底问题何在?本文尝试用传播学上的虚拟环境等理论分析解读现象背后的原因，以期更明确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电视相亲节目　《非诚勿扰》　真人秀　虚拟环境　洞穴理论

电视相亲节目大热

相亲交友节目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1998年，湖南卫视推出一档名为《玫瑰之约》的栏目，掀起了各大卫视的“媒婆大战”。十年后电视相亲节目卷土重来，继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安徽卫视《缘来是你》、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之后，上海东方卫视也推出大型相亲节目《百里挑一》，正式加人相亲栏目军团。而这其中，尤以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风头最劲。

在江苏卫视的官方网站上，《非诚勿扰》被定位为“大型婚恋交友节目”。每期节目都会有24位女嘉宾前来相亲，通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三关，来了解同一位男嘉宾。在此期间，女方亮灯表示对男嘉宾满意，愿意继续了解，灭灯则表示对男嘉宾不满意。若场上只有一位女嘉宾亮灯，主持人将询问男嘉宾的意见，如果他也中意亮灯的女嘉宾，则速配成功；若场上所有女嘉宾都灭灯，则男嘉宾必须离场。三关之后，如果仍有多位女嘉宾亮灯，则男嘉宾将获得选择权，挑选自己心仪的女嘉宾。

对于这样的规则，制片人王培杰表示：“对参加节目的女嘉宾来说，《非诚勿扰》是部连续剧，这一期没能找到心仪的对象，下一次可继续上台寻觅意中人；对男嘉宾来说，《非诚勿扰》则是一部系列剧(这种电视剧每集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面临的挑选形式都一样，但只有一次机会。”

据央视一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

但在电视相亲节目冲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呈现出种种恶俗的苗头：名车、豪宅、大款，非你不嫁，隐私、极端、刺激，非此不言。嘉宾身份造假、出语低俗、混淆是非善恶、宣扬不正当的婚恋观，金钱、地位成为交友择偶天平上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因素，而爱情、忠贞等恋爱中的美好品质却无人谈及。

《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手推出的“相亲类电视节目(网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9名受调查者中，90％以上收看过近期的真人秀相亲节目。其中超过44.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节目“内容虚假，情趣低俗，道德缺失”；约28.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比较庸俗的娱乐节目，但尚可接受”；24.04％的受调查者较为中立，“只是娱乐节目而已，没什么好评价的”；亦有19.36％和15.7％的受调查者认为这类节目“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休闲选择，但部分内容有待规范”。

随着对于节目道德尺度、真实程度的质疑和指责，有两个问题亟待厘清：

真人秀电视相亲节目的真实性

《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指出，《非诚勿扰》不是十年前的相亲节目，也不是秀，而是“新闻+娱乐+真人秀+相亲”节目。

而所谓的真人秀(Reality TV)，也叫真实电视，指的是采用纪实的拍摄手法记录自愿参与者在规定的情境中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的自由而真实的竞争或是体验行为，从而凸显参与者本身个性，与观众互动的电视节目。

真人秀节目本身也有假。真人秀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是用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下参加者的行为举止，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但真实的生活总是很平淡，要加入些人工成分，即“包装”，于是“规定的情境”并不一定是参与者的真实生活情境，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定位于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的《非诚勿扰》，也已经变味成了“情景连续剧”。“参加节目的所谓的男女嘉宾都是演员，他们和主持人进行共谋，按着剧本来演。”(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而曾参加《非诚勿扰》的某位女嘉宾也证实：编导希望帮她贴一个标签，比如泼辣型、温柔型，并要求她把这个特点无限放大，呈现一定的节目效果。

另一方面，当被拍摄对象知道自己正处于镜头的观照下，会自然而然地掩盖或者刻意夸大某些东西。就像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徐舫州教授所怀疑的：“那些选手的婚恋观和价值观未必是他们的心里话。有些嘉宾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博得大家的注意，而故意说一些出格的话。再加上一些经纪人公司、模特公司，现在抢着把没有出名的演员来推到公众视野里面去，这样一下子就出名了。”

真人秀电视节目就其含义而言，强调的是“真实性”、“互动性”和“表演性”，但在体现“真”的同时也尽量突出“秀”的成分。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只有“真”和“秀”的结合，即真实和虚构融合在一起，才能使真人秀节目产生最好的效果。

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相亲节目的服务性已然被淡化，实际也就成了娱乐节目，因此《非诚勿扰》被断定为一档娱乐类的、争取收视率的节目，而不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婚恋问题的服务类节目更合适，对它的真实性要求也就不会太高。

非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与效果

《非诚勿扰》热应当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思考，对此我们可用传播学中的虚拟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又译“拟态环境”、“假环境”)理论分析其不良的影响和结果。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便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提出了现代人“与客观世界的隔绝”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正如李普曼所说：“人欲得到关于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是枉费心机。现实环境如此巨大、复杂而又稍纵即逝，根本不可能被直接获知。人类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必须将其重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大众传媒完成了这个任务。与媒介传播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相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接观察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必须依赖媒介而生活，未被报道过的就是不存在的。我们经历的环境只是通过媒介简单化之后的虚拟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但是就像物体在墙上的投影并不等于物体本身一样，媒介传播的世界又确实不是外部世界本身，何况媒介世界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并不如同投影那么简单，媒介是要由人来运作的。除了不同的媒介人由于经历、视角、学识、见解等的差异不可避免会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以外，媒介从降世那一天起就难以摆脱世俗利益的纠缠。

受众看到的只是摄像机所拍摄下来的东西，或者说只是导演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角色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制作方精心挑选的，甚至有造假的成分。

我们有理由相信，“姑娘们我告诉你，你们嫁人，嫁老公，没有5克拉以上的钻戒不要嫁”、“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笑”、“我的手只给我男朋友握，其他人握一次20万”。这些“拜金”“享乐”的非主流价值观被刻意放大的背后，是“一场激烈的收视‘掠夺战’。身份作假、编造故事。不惜‘出口伤人’。这是媒体人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和没有公共道德的表现”(湖南卫视节目制片人刘蕾)。

归结到根本，媒介营造出来的“虚拟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由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受众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虚拟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他们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同样，在传媒传递社会信息和人类经验过程中所营造的时间和空间幻境里，受众与真实世界的联系被有意或无意割断、歪曲了，他们不仅习惯于漠视真实，而且可能敌视真实，社会认知和情感体验方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变――经过精心剪裁、拼贴的以声音和画面形式出现的现实镜像或虚假组织，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而身边实在发生的一切反倒是不真实不可信的(甚至会认为其中必然包含着蓄意蒙蔽或欺诈成分)，“虚拟环境的环境化”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控制下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特性，传媒所营造的虚拟环境更在受众的意识活动中替代了真实的现实环境本身。

长期从事青年问题和青年婚姻问题研究的陆士桢教授曾多次在年轻人中开展过调查，历次调查结果从来没有人把物质选择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是人品、感情。但在一篇中学生作文里。一位初中生居然敦促父母亲早些给自己准备结婚费用，攒钱买房子、买首饰等。家长啼笑皆非地问原因，孩子回答：“结婚消费的行情还要上涨，是相亲节目里预测的。”

电视相亲节目中对拜金主义和炫富享乐主义的过度张扬，将会给社会困难群体带来沉重压力，从而让整个社会为价值观失衡付出巨大代价，尤其是对于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青少年影响更大。

反思与净化

相亲节目不可避免地要落到男女之间经济、感情的价值观之上。这类节目可以成为价值观的辩论场，却不应是低俗丑陋文化的传播地。尤其我国媒介资源的公共性，更让受众相信，某些非主流价值观的背后是由整个社会为它背负或担保，进而认为整个现实环境就如媒体所呈现。

因此，大众媒体在进行传播活动时，应更多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受众“虚拟环境”构建者的责任。首先，必须谨守社会公众道德的底线。媒体追求收视率并没有错，但不能以放弃社会道德为前提。如果只为收视率，放任媒体责任和道德底线，用越来越大胆的言论挑战观众的极限，即便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也会被观众无情地抛弃。

同时，尽力避免使用含有价值判断的语言。尤其是当事件尚处于不甚明确的发展阶段时，媒体应尽量回避使用含有价值判断的语言，以免误导受众。即使受众有时需要一定的阐释来了解事件的意义或发展趋势，这种阐释的任务也应该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承担，而不是由媒体根据不可靠的经验作出不负责任的主观判断甚至肆意炒作渲染。

(作者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告系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