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多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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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粤语形成于古广信一带的观点颇能吸引人，其中以叶国泉、罗康宁的“西汪流域文化起源说”最有影响。但是，古广信为岭南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不等于粤语起源于西江流域。本文首先对粤语的定义进行严格的解释，亦从历史及人口迁移等角度阐述粤语文化的混杂性和广东汉人来源的多层次性，最后从现实的粤语语言特点论证粤语不可能单一来源于西江流域。

[关键词]粤语；起源；多源性；方言差异

[作者]吴芳，甘于恩，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H1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106-006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粤语的形成和地位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带有哲学思辩性的问题，同时又与岭南的历史紧密相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简单的推论恐怕不行，必须有严谨的逻辑定义和推导、大量的史料证据以及充分而可靠的现实语言材料，缺一不可。

近年来，关于粤语的形成及早期粤语的中心，叶国泉、罗康宁等提出了“西江流域文化起源说”，认为粤语形成于广信(今封开)，封开粤语代表了早期粤语，是现在粤语的源头。这个观点由于有官方背景的支持，颇有影响。

两位先生在《粤语源流考》一文中最先提出此观点。他们认为：公元前214年秦“谪徙民五十万戍之(指岭南)”，“这五十万‘徙民’多数定居于西江中部，而中原汉语也就首先传播于西江中部。……此后三百年，广信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他们又说：“由于粤语在西江中部形成，后又借西江流域而向东西扩展(沿江而下至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溯江而上至广西的梧州及至南宁)。因此，西江一带的粤语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此后，在不同的学术场合中，两位先生仍坚持并宣传这一观点。主要见于谭元亨主编的《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罗康宁还在《粤语与岭南文化的形成》一文中提出“粤语保存着我国最早的民族共同语(即雅言)”，意图从语言特点予以论证。

对于叶、罗的“西江流域文化起源说”，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同，即使是在读者层面，也有人“对此种说法的客观性表示怀疑”，提出“现代的粤语跟唐代的中原汉语比较相近，如果按照上面的说法(即叶、罗观点――引注)，粤语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脱离中原自立发展了，那么为何后来还能跟唐代的中原汉语如此接近呢?”

二、什么是粤语

讨论粤语的起源，首先必须对粤语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进行严密的定义，否则前提不一致，争论便失去了意义了。

粤语是什么?此问似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带关键性的问题。叶、罗等人对此皆未做客观的界定。而一般人容易以为粤地所通行的方言即是粤语，实则不然。粤地有客家话、闽语，又有少数民族语言，另有土语和方言岛，这些都不属粤语。要界定粤语，只有从语言特点人手，方为解决之道。

笔者(甘于恩　吴芳2005)曾提出粤语语音的三条判断标准，即(1)古疑母开口洪音读日，日母多腭化为j；(2)有一整套由长短元音[a][e]构成的具有音位对立意义的复合韵母；(3)声调较多，为8―9个，入声多三分。当然，对某个方言的界定，必须综合各方面因素，词汇、语法特点也很重要。粤语有不少非常有个性的词语(李如龙称之为“特征词”)，如“东西”说成“呀”或“闲”，“舌头”称为“”，“家”称作“屋企”，“蝙蝠”叫做“飞鼠”或“蝠鼠”，“蚯蚓”谓之“黄嬗(音‘宪’)”或“禾埴”。词法上中心词前置的结构较多，如“鸡公”(公鸡)、“鸡避”(母鸡)、“行先”(先走)、“买多个”(多买一个)；处置句一般不用“把”而用“将”，比较句用“过”引出比较对象，如“我大过你”(我比你大)，不少语法特点都带有强烈的古百粤语的色彩。不可否认，这些并非全为粤语独有，南方方言特别是岭南一带语言都具有某些类似的语法特色。所以，在广东通行的某种方言，不一定完全符合上述所有条件，但必须符合大部分条件，这样才可能是粤语。如果只有个别条件符合，那么这种方言很可能不是粤语。

三、从史料看待“西江流域文化起源说”

关于早期粤语，叶、罗认为公元前214年秦朝移民50万于岭南，这50万移民所使用的汉语。便是早期粤语的源头。这样一种论证方式，未免失之于简单化。同样参照历史材料，我们发现的却是另一种事实：

首先，50万移民是否实数，是颇值得怀疑的。众所周知，秦汉时期历史记载十分简略，更遑论未开发的岭南地区。50万移民于岭南一说，始见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原文曰：“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日：‘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雍正(1723―1735)版的《广东通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谪徙民五十万戍之)，恐本于《淮南子》。但是，《淮南子》一书史学界多有疑问，怎能作为历史事实加以引证?这里面有许多常识性的疑问，若无法解决，则以该书作为论据就是不慎重的。比方说秦军有50万，这与历史事实难以相符，秦国当时的总兵力才60万，拿出50万兵力来对付岭南，仅余10万攻打强大的楚国，于理不合；又说越人“杀尉屠睢”数十万人，则越人至少也有数十万的兵力，才能打赢军事实力远在其上的秦军，这跟当时岭南的社会现实也不吻合，岭南当时社会极其不发达，人口稀少，四邑一带的台山、开平直至15世纪后才立县，即使建县较早的新会、恩平，建县之初人口也很少，如宋永初元年(420年)立新会郡，“领县十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万五百九”(宋书・地理志)，十二县总人口才万把人，每县人口平均仅九百人。(甘于恩2003)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使是全民’皆兵，要达到50万兵力的规模，亦十分困难，何况时间还要上推数百年?至于《广东通史》的记载，也不可靠，从事件的发生到记载，相去将近两千年，这里面难免有传说的成分，数据的准确性更值得商榷。退而言之，即使当时真的有50万居民移入岭南，这50万是否全部迁入西江一带，亦有疑问。因为按照史书的习惯，“岭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五岭以南，具体而言是现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一带，而非仅指西江流域。所以，即便真有50万移民源头，这个源头也应该是多源的。叶、罗在论证移居地时，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其次，汉人移居岭南以后，是否就使得汉语成为优势语言，也值得商榷。以当时统治者的策略，移入汉人主要是在文化上同化越人，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征服岭南，所以南越国主赵佗奉行的是

“和集百越”的政策，包括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沿用越人的语言。汉语在岭南地区的渗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三国时，我们才看到“粗知言语(指中原汉语)”的记载，即便到了东汉也仍旧是“言语各异，重译乃通”的情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假如在北方地区之外的南方广东，有一大片的区域使用与中原汉语相同的语言，这在当时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史书上不会没有任何记载。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关于岭南言语不通的大量记载以及一大批楚方言词汇的记录，如杨雄《方言》中：“陈楚之间、南楚之外日‘睇’”、“南楚人为鸡抱(指孵小鸡，即现粤语一般所称的‘范’)”。

再次，西江流域的粤语与珠三角的粤语是否有源流的关系，恐非通过简单的推论就可以断定的。叶、罗说粤语在西江中部形成，后又借西江流域而向东西扩展，沿江而下至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这跟我们认识的事实有很大出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乃是从陆路经大庾岭进入南雄(时在宋代前后)，再散居于珠三角各地。这有大量比较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族谱等资料作为佐证(例如顺德陈村大姓欧族在粤北居住了200多年，才从南雄[浈昌]迁至珠三角)(甘于恩、吴芳2007)，而西江粤语如何进入广州(即以前的番禺)，最终影响了广州话及其它粤方言，这大概是一件于史无征的事情。

四、全面观照粤语的面貌，认识粤语形成问题

从语言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在综合众多粤方言特点的基础上，可得出以下几个认识：

(1)从粤语诸方言的差异性看待粤语的多源性。我们必须看到，粤语其实不是一个由纯粹的方言发端而来的现实体，而是由多种方言(语言)混和而成的混合体。早期的粤语／越语，应该是带有较多少数民族语言成分的非汉语。例如精组字读作塞音t、th的情况，不仅是在广西和广东西部如化州、吴川一带大量存在，在广州近郊的人和、石井、钟落潭等城中村里，这种塞音读法的情况也同样明显。这一特征与某些南方方言，如闽语(海南闽南话)、赣语和土话(军话)的情况一致，正是说明了粤语和这些方言同样受到侗台语的影响。这种粤语／越语，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其属百越语，这点性质是一样的。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各地的粤语才慢慢地向汉语靠拢，但这种靠拢的速度和比率也有所差异，有的地方只保留了某个阶段的读音，而有的地方则可能保留某两个阶段或更多个阶段的读音。如南海沙头话精组字就有t、th、s和ts、tsh、s两个不同历史层次的读音(彭小川2004)。词汇上的多源性就更为明显：“稠”说成“桀”、“跨”说成“跷”、“想”说成“谂”、“刚”说成“睹”等等，在整个粤语中普遍存在，这些词语有的来自壮语，有的来自黎语，还有来自瑶语的等等(詹伯慧主编、甘于恩等2002)。

语法也同样如此，如表示完成体的体标记，可以分为以下五种主要类型：

①主导类型“”类。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大部、粤西(如湛江、信宜、郁南等)和粤北(韶关及所属各县)的一部分地区，这类标志体现了粤语完成体标志的大势。

②沿珠类型“敲”类(“敲”本字应为“休”，另文论证)。主要分布在狭义的珠江沿线一带(如佛山郊区、顺德、南海、三水、深圳、中山、珠海)，另外粤北的佛冈、英德也使用此标志。

③近海及西北类型“a／e／a”类。主要分布以四邑(如江门、台山、开平、新会、鹤山、斗门、中山古镇)为核心的近海地区和与四邑接壤的西北地区(如高明、四会、罗定、怀集、云安、封开)，此外珠三角的顺德、南海和东面的东莞、博罗、龙门以及北面的英德、阳山、连州也有这种标志。

④两阳类型“tou／pou啵”类。主要分布在两阳及与之交界的地带(如阳江、阳东、阳西、阳春、恩平)，此外与两阳仅一市(云浮)之隔的德庆及中山石岐也使用这种标志。与两阳交界的新兴用，可暂时作为附类处理。

⑤湛茂类型“te／te／tei”类。主要分布在湛江(如赤坎、坡头、廉江、遂溪、吴川)、茂名所在的区域(茂南、电白、高州、化州)。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不成大片的标记，如“开”类(以信宜、斗门、徐闻南华农场、龙门龙城为代表)、“起”类(以东莞莞城、清新几点为代表)、“好”类(以吴川吴阳为代表)、“了”类(以封开罗董、连山吉田、开平月山为代表)、“过”类(以肇庆鼎湖、高明更合、恩平沙湖为代表)、“光”类(以连山禾洞为代表)。

这些歧异的体标记说明，假设今天的各地粤语来自早期一个共同的祖语，未必是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断。尽管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比较研究才可能构拟出每一类型体标记的语源，但我们目前至少可以下这样的结语，各地粤语体标记的复杂性，隐约地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正是由于粤语来源的歧异性，才导致今日各地粤语在语法上表现各有特色。

(2)粤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关系。由于粤语形成的多层次性，粤语与中原汉语呈现出比较错综的关系。但大致而言，学术界比较认可它与广韵系统(宋代)的联系较为紧密，当然，粤语也有一些广韵之前的成分，如少数知组字读t，th声母(如“秩”)，也保留了少数中古前的词语(表“终于”用“卒之”)，不过这种倾向不占主流。与闽语这类发生较早的方言相比，如果从其汉语性质占主导的时间算起，它的形成应该是晚一些。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一些广韵前的语音特点(如古匣母如见母、章组读如见母)以及上古汉语的常用词语，如“鼎”、“梳”、“藻”，在粤语中极少见到。

罗康宁谈到封开粤语的某些特色，如古清音(帮、端、见)声母现读浊音，试图以此证明封开话保留了上古汉语。如果确系如此，那倒是一个重大发现。可惜的是，罗先生没有做任何的证明就下了结语。其实，这种现象不独粤西粤语为然，现在的四邑开平月山话也有(如“大”读dai)，甚至整个海南岛闽语都是这样(刘新中2006)。这恰恰不能证明粤语保留了早期汉语，而证明了粤语的某些非汉语的特点(与壮侗语族的特点相似)。而这种非汉语的特点是如何进入粤语的，侯兴泉认为封开“罗董话的原住民主体是壮侗居民”，“罗董话的帮、端读作浊内爆音g和d是原壮侗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并换用汉语而留下的底层。”也就是说，这些非汉语的特征其实是少数民族汉化(这种汉化过程目前还在进行)之后其母语留在粤语的痕迹，而非罗氏所说的《切韵》之前的雅言特点。另外，粤语表“完了”语法意义的虚词“埋”其实也是来自古百越语的(甘于恩2006)。

(3)广府方言权威性的作用。从现实的粤语情况来看，当今粤语的主体应为以广州话为代表的广府方言，当然，这里的主体地位并非指粤语的源头。我们认为，广府方言是整个粤语形成与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阶段。广府方言的权威性是长期以来广府文化的权威性在语言上的反映，广州话有不少语音与广韵系统有出入，但却与周边的粤方言有着整齐的对应，这说明整个粤语有一条明显的语音演变的主线，这条主线不仅是古粤语演变的线索，也是当今粤语继续演变的脉络，同时，这条主线印证了周边方言区的居民对广州话的认同。

比如粤方言不少例字韵尾的演变，跟古韵摄有不一致之处，这跟权威方言广州话的影响关系极大，表面上看没什么规律，但如果与广州话一比较，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次方言都跟随广州话的演变方向。请看以下例字：

粤北、粤西各点的情形，亦与珠江三角洲方言类似，说明广州话对于各次方言有很强的向心作用。相反，我们在封开话与其他粤语之间，却很难发现这种痕迹。

五、结语

提出任何学术观点，一定要对历史记载的材料和共时存在的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在确凿的事实根据基础上，做严谨的论证。本文并非对粤语的起源进行考证，因为这种考证本质上是很困难的。粤语作为一种方言，与各地方言一样，在我国传统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下，是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土语，因此古籍中材料的记录相当少。零星的材料记载，并不能支撑起整个论证的依据，但共时平面上各种活生生的语言材料，却能够提供语言对比和演变的线索。因此，关注语言(方言)事实才是正确之道。有学者指出：“粤语史的研究首先不能预设立场，先有结论才找证据。不能光靠感觉，尤其是一些不算得上严谨的假设。”(刘镇发2007)。

我们还认为，粤语并非形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而是随着不同时期的汉族移民。由不同的路径进入粤地，逐渐形成的，这点是显而易见的。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至今天，各地粤语呈现出各种差异性，但由于广府文化的权威性和示范性，各地粤语形成后，有慢慢向广府片粤语靠拢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也使得多源的粤语能够呈现某些较为一致的语言特征。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想引用刘丹青先生的一段话，作为馀论：

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研究的三个充分性：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和解释的充分性。这可以作为我们衡量语言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水准的重要参考标准。

方言研究亦不例外，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没有清晰的描写，没有建立在前二者基础上的充分解释，所谓理论的建树，恐怕就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虚无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