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赖声川遭遇契诃夫他是我的灵魂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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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一向多以原创剧目示人，自编自导，而2014年春的开年大戏，他选择带来两部改编作品，关键词都指向契诃夫。去年的《如梦之梦》两票一戏，这次“连台戏”改成一票两戏，下午的《让我牵着你的手》讲述契诃夫与妻子欧嘉的爱情故事，晚上则是重排契诃夫的名剧《海鸥》。赖声川说，下午你看看契诃夫这个人，晚上再看看契诃夫的戏，对他的理解就立体了，更容易接近了。

3月初，《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记者前去赖声川导演的排练现场探班，在小八道湾儿胡同里曲曲折折，就拐进一片安静的所在——鼓楼西剧场。两班人马已在这里紧张筹备了一个多月。记者赶上蒋雯丽与孙强正在排练《让我牵着你的手》，赖导面前摆着指挥谱架，摊开剧本，间或停下来对演员讲戏。这两部戏3月14日北京首演后，将在上海、深圳、沈阳等十一个城市巡演。

太太丁乃竺透露，赖声川很少执导其他人写的剧本，但却对契诃夫情有独钟，“他有时看契诃夫的剧本会边看边叹气，连说‘太棒了’，很是惺惺相惜。”赖声川曾称这位戏剧同行是自己的“灵魂知音”，“我知道契诃夫的伟大，我想我懂得他”，将契诃夫的戏搬上舞台，对于赖声川，更像是一种志在必得而又水到渠成的心愿。

契诃夫的戏是个谜

契诃夫作为现代剧场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共同推动了俄国现代戏剧的改革。谈到在契诃夫众多经典剧作中为什么选择《海鸥》，赖声川说，《海鸥》是他最早接触的契诃夫的戏，也是通过它才开始真正理解契诃夫，所以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1978年，赖声川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戏剧学的博士，有一整年的时间学校都在做契诃夫的戏。老师导，学生演，大家很努力，但赖声川说效果反而不尽如人意，“没有做出我期待的那种东西，观众会睡着”。他说很多老师和专家也难说清，契诃夫厉害到底厉害在哪里。“契诃夫的戏很容易就不好看，这是个谜。”

这倒也符合观众对契诃夫的一贯认知。制作人王可然回忆自己第一次听到赖声川说“灵魂中的知音就是契诃夫”时，惊讶不已：“他的戏剧如此生动，怎会如我看到的契诃夫的作品在舞台上的沉闷呢？”

赖声川解释，自己以前也不懂契诃夫，“契诃夫如何改变了戏剧生态，他的作品伟大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我们多点人生经验后才能理解”。后来他有了自己的理解，震撼其实源自平淡，契诃夫的戏是“反戏剧”的。他曾举例说明，比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阴差阳错双双赴死，短短几分钟，剧情就发生强烈戏剧性的转折。但同样的情节在契诃夫笔下，很可能直接跳过高潮进入葬礼……赖声川说契诃夫，“因为戏剧化的元素都被抽离，剩下的是一个其实更珍奇但更脆弱的戏剧生态。没有传统‘佳构剧’或‘好莱坞式’的高潮，回归到生活的本质。”“你在看他的作品时开始感觉平淡，却会在某一个瞬间有很深的体会和感悟。而能够产生这样强烈的共鸣，只是因为你其实是在看自己的人生罢了。”

赖声川对国历记者说：“契诃夫在模拟生活，他在创造另外一种生命体。他在一封信里面曾经写道：其实生活中我们不是每天谈恋爱和杀人。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吃饭和聊天，做无聊的事情。另一封信中写：为什么舞台上的事情不能表现生活中的事情？我们应该让他们一致才对。在我们吃饭或聊天中，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命运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决定。我们某一个人的生活正在被巨大地改变，而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在赖声川看来，契诃夫对戏剧所做的革命远超易卜生、斯特林堡，“我觉得他对现代剧场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说，易卜生给了舞台意识流，斯特林堡赐予戏剧环状对称结构和超出对话的语言表达，只有契诃夫的戏通过展现生活，现实中的悲喜交加力透纸背，反讽中又深蕴荒谬，没有契诃夫，就没有后来的贝克特和品特。

悲剧和喜剧不是相反的

在制作《海鸥》的海报时，赖声川执意加上“契诃夫的四幕喜剧”的题头，他再三强调“这是喜剧”，就像他曾在采访中不大赞成几年前人艺的林兆华导演将《樱桃园》排成一部悲剧。但读过《海鸥》剧本的大多数人，也许都会对此感到困惑：一个人人爱无归宿、主人公自杀的故事，会是喜剧？

1990年赖声川第一次翻译《海鸥》，在台北艺术大学排演，当时观众反应热烈，笑声不断。所有人看完都问他改了什么，“我怎么敢改契诃夫的剧本”。赖声川只是将《海鸥》的背景由19世纪末的俄国庄园移植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乡下，把绕口冗长的“斯基”“列夫”都改成中国名字，但保留了所有原来的台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赖声川说，这本来就是作家的原意。契诃夫在自己几个最著名的剧本上都写下“喜剧”的题头，尤其是《海鸥》、《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等。也正因此，有了俄国戏剧史上那场著名的争论，契诃夫多次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吵得几乎要决裂，后者认为这些都是悲剧，契诃夫则非常愤怒：“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读过我的本子！”

赖声川说，起先自己也完全不懂，以为绝对是印错了。“有一天我弄懂了。在那一天之前必须发生的事情是，我自己对生命的体认必须提升到一种程度；同时我对戏剧的体认也必须提升到一种程度。”百老汇有个说法，“戏剧就是有一个人要一样东西，最后如果他要到了，就是喜剧，如果他要不到，就是悲剧。”赖声川说这是一般的看法，但契诃夫的喜剧不是这样。“如果你非常近距离地看这些人，他们错误的生命选择，你绝对会认为那是悲剧。可是如果你能拉开到比较远的观点看待众生相，这一张大合照，或许你会对这些人产生一种悲悯，而在那悲悯之中，他们一切的愚蠢，会被原谅。这是一种解释。”

“这里面有悲喜之间的很深的关联。悲剧和喜剧不是相反的，它们是一体的，其实很像。一个人极度高兴和极度悲伤的状态下到达那个程度是一致的，就是所谓忘我的状态。”这似乎与著名作家纳博科夫的观点异曲同工：“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契诃夫的书是忧伤的，我的意思是只有具有幽默感的读者才会真正欣赏这种忧伤。对他来说，故事既有趣又伤感，但需从有趣的地方着手，才能看到故事忧伤的―面，因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赖声川说，“观众的笑声很微妙也很残酷，契诃夫让你笑人性的弱点和人的愚蠢、错误的判断等。他这方面有点残酷。”让人不由得想到最后一幕，年轻的康丁对爱情与前途绝望，举枪自杀，医生以自己医药箱中的乙醚瓶爆炸轻易搪塞了他母亲苏以玲，而此刻苏正和了牌，大叫一声“杠上开花”……大幕落下。

契诃夫深刻影响了我

当《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当面采访赖声川，提及此前媒体上纷纷引用过他的话：“少数几个狂热分子觉得契诃夫伟大，我觉得我是少数非常理解契诃夫在干什么的”，赖声川连连摆手说，这是媒体的夸大。不过契诃夫的确对他影响很大，“我的东西有非常多的契诃夫的东西，但是观众不容易找到。”

2013年《宝岛一村》第五次来北京，现场看演出的王可然，感慨赖声川作品中悲喜剧之间转换的强悍技巧，导演突然转头对他说：“这就是我在契诃夫作品中得到的……”赖声川说契诃夫“反戏剧”的特点，对自己后来的创作有深刻影响，“让我向往像他一样可以在舞台上创造一种流动生命的感觉，让我了解到悲喜是一瞬间态度上的问题，让我了解到悲喜可以同时存在，让我了解一部戏好不好看不在于情节，而在于细节。”再回过头去看赖声川的《宝岛一村》、《暗恋桃花源》，无不是笑泪交织、悲喜交加，一如平凡人的人生常态。

赖声川说，他特别想将契诃夫介绍给更多人——用不让观众睡着的方法。制作人王可然表示，中国话剧市场上，契诃夫的作品往往因为晦涩高深少受观众青睐，敢把《海鸥》搬上市场，因为他相信赖导的理解，同时“不相信契诃夫的作品只能是一种晦涩的表达”。

赖声川说，纵观戏剧史，除了契诃夫，他就只有一个崇拜但迟迟不敢尝试的剧作家的戏了——莎士比亚。为什么呢？他的回答不乏风趣：“因为我们是个简朴不富裕的小剧社，莎剧动不动就30个演员，我实在负担不起他们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