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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牵起买家和卖家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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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网最近冒出了“洋面孔”:为满足中小企业激增的外贸需求开辟了英文频道。慧聪网目前提供63个行业的经贸动态、商务指南、企业管理资讯,其商务数据库积累了上千万条资讯信息,每天更新信息上万条。这一举动,无疑为自己的咨询服务增加了竞争砝码。

然而14年前,当郭凡生每周还在编一本叫《慧聪商情广告》的小册子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日后会给如此多的企业带来机会。

2003年上市,香港联交所股票代号8292的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了郭凡生的骄傲。

信息流动的模式演变

买与卖,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动作。但在市场无限扩大后,要准确掌握需求信息难如大海捞针,以“广交会”为代表的各类商品交易会曾经作为最有效的商情渠道红透半边天。

今天,互联网上一条资讯传遍全球需要0.18秒,在搜索引擎上查找消息则需0.03秒,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方式。互联网寒潮散去后,B2B模式强劲复苏。

郭凡生和慧聪也从买卖的“牵手”问题起步。1991年,郭凡生承包了某公司的商情分析中心,开始了商情服务的探索。1992年10月,郭凡生筹资14万元人民币成立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司的运作理念非常简单:收集各类经销商的信息,汇总后在媒介上统一。

此后的时光里,前国家体改委官员的郭凡生开始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奔波:把家电、计算机等经销商的报价信息收集起来,再分类、加工,以投稿的方式在《首都经济信息报》和《计算机世界》开辟报价栏目。之后,他推出了油印小16开本――《中国商情快报――家用电器》,面向北京家电商场发行。

尽管现在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简陋,但郭凡生确实以此开国内商情报价分类广告的先河,中国商业信息流动的初级模式在他手中逐渐产生。

技术不是目的

郭凡生的商情广告在中关村掀起了巨浪:众人指责他打破了既定的竞争规则,甚至有愤怒的商家把他赶出门。但信息披露、竞争透明化的优势渐渐显现,商情广告为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

不到一年,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就获利颇丰,郭凡生坚定了自己作资讯提供商的路。

1999年11月,难耐互联网热潮汹涌,郭凡生正式开通慧聪网。然而接下来一年慧聪亏损2000万,“那是最难受、最凄惨也是最悲壮的春节”,郭凡生回忆说。他不得不将十几个专业网站推动上网,同时开始重视搜索引擎技术,请来了技术专家陈沛,从数据库出发,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

2001年,慧聪扭亏为盈。

郭凡生的深度“触网”让慧聪的身份一片争论:传统信息服务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郭凡生颇为超然,纸质传媒也好,互联网也罢,“把它看作一种工具”,郭凡生说,“重要的是知道何时、利用何种工具,来做好资讯服务”。郭凡生认为技术不是目的,能适应和推动商业运作模式发展的技术便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今天的慧聪仍然同时包含线上和线下两类服务。在网络之外,慧聪还出版逾52种工商业目录──慧聪商情广告,同时出版几十个行业的年度商务黄页,还提供多个行业的市场研究报告撰写服务。

“或许有一天,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也会被淘汰,而资讯永远不会被淘汰。”在郭凡生的心目中,探索出资讯传播的途径才是最为重要的。

学习才有力量

今天的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看来前景灿烂:跻身媒体资讯服务商行列,下设三个独立公司――慧聪网、中搜在线、华媒盛视,同时拥有商务数据中心和慧聪研究院,2000多名员工,超过20家的分支机构……

然而郭凡生难忘自己的融资伤痛:在拿到一笔1000万美金的投资后,慧聪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用得所剩无几。“那次我们犯了错误,如果没有这次失误,慧聪比现在要大不止一倍,两倍也不止。”

此次事件后,慧聪各分公司的负责人都收到一份来自郭凡生的礼物――他最喜欢的书之一――《康熙大帝》,郭凡生希望借此让大家知道“常胜不好,要善败”。

在郭凡生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学习。“用学习改变人生”是慧聪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对员工的培训也被放在管理的第一位。慧聪自己开办了大专班,同时还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合办了EMBA班。

在慧聪,鲜有“空降兵”,郭凡生津津乐道的是,创建一套好的制度,让三流人才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变成一流人才。目前一百多位高层经理级人物中,只有一人是硕士,本科最多占到1/3,其他都是大专生,“其中一半大专还是我们自己给的。”郭凡生笑言。

“和别的企业开口就提自己多少名博士硕士相比,我最看重的是,当我公司的生产效率比别人高,而员工的平均学历比别人低的时候,我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郭凡生说,“我们的企业制度可以使懒人变得勤劳,笨人变得聪明。如果企业还是原样把懒人推回社会,就没尽到企业的责任。”

股份制度的鼓吹者

郭凡生把慧聪的最终推动力定位为企业制度――股份制。“我们和对手的差距,是由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国家配分的资源。”郭凡生说,“在股份制的动力机制下,团队的竞争力显然大大被激发,谁还会是慧聪的对手呢?”

郭凡生从来都是股份制的鼓吹者。1982年,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工作,期间写出了七本经济类书籍和大量论文。1985年,他发表了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惟一思路》,成为国内对股份制最早的公开系统研究之一。

后,郭凡生开始用这一思路指导内蒙古的国有企业改革,但是收效甚微,股份制理论也就此被指责为错误的想法。郭凡生觉得很委屈:“企业不能真正理解,做不好,反而指责股份制的道理不对,甚至怀疑你的人品有问题。”他开始想有一块自己的实验田,亲自一试。

郭凡生成立公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劳动股份制写进公司章程:“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亦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这种劳动股份制后来蜕变为现在所说的知识股份制。

一开始,员工对陌生的“劳动分红”将信将疑。一位员工甚至在拿到第一年5000元的分红后立刻辞职而去,因为他以为郭凡生弄错了。在接下来几年,郭凡生每年春节前就在酒楼里大开庆功宴发“红包”,员工这才慢慢相信了他“分红”的决心。

郭凡生显然不是一个默默实践者,善于演讲的他喜欢参加公众论坛,每逢受邀也必讲股份制。郭凡生把这当作是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的最大价值就是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要让知识经济的规则从知识分子的推动和挣扎变为大家共认的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