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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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拾荒者》是刘飞越结束学生时代后投入拍摄的第一个纪实摄影作品，历时两年，他游走在北京三、四环周围的拆迁屋中，与那些被称为“捡破烂”的人做起了朋友，当时他还在王府井的某家影楼里做美工来养活自己和他的“纪实摄影”。虽然这个作品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荣誉和经济收入，但他认为拍摄这个作品为他以后的“报道摄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刘飞越大学时代虽然是学“新闻摄影”的，但他当时钟爱风光摄影，也许是因为他生活在富饶的河套平原上，从小被内蒙古那苍凉广阔的自然风景熏陶所至吧，所以他拍摄的《煤尘暴》这组作品有风光摄影的“简洁精炼”。风光摄影师常常面对的难题是天气的变化，你从刘飞越的照片中看到的不是巧遇的“扬沙天气”。事实是当风刮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选择找到掩体躲避，而他却逆向冲了出去。我相信每一个优秀的报道摄影师，都是在拍摄之前做足了准备，绝不是信手拈来的好图片。虽然不得不承认有些好的图片有突发性，但是你抓住这个突发瞬间的前3秒还是预见了事实会如何发生，摄影师的脑和手都要快才能抓住那决定性瞬间。《煤尘暴》发表的时间是2011年4月中旬，反响很大。

现在刘飞越是个自由报道摄影师，据说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以报道摄影为主要收入的自由摄影师。当年他从一个省级媒体辞职时，更多的同事，以为他辞职是来北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单位上班。当他住进爱人单位提供的12平米宿舍的时候，原来单位的同事甚至还在传言：这小子在北京买了车住别墅！刘飞越虽然觉得好笑，但也有种有苦无处诉的尴尬。他不想在报社混日子，他要拍专题，中国纪实摄影师的现实是残酷的，一方面媒体需要好的摄影图片，但是他们又吝啬于稿费，所以像刘飞越这样的自由报道摄影师到底能走多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工作，他不是为了自由而辞职，他是为了报道摄影而辞职的—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如他自己所说：“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拍照片，而且要拍专题。”

那组《地下人生》讲述的是租住在北京地下室里的打工仔，反响也很大。刘飞越为拍摄这个专题在地下室租了一个月的房子，和一个小伙子在地下室熟识了，才开始拍摄，地下室没有阳光，只有灯光的恶劣拍摄条件。搞摄影的都知道，室内如果不布光，想拍出靠光影表现细腻的图片来是很难的，拍摄空间极其狭小，这些都需要摄影师有极高的应变能力—改变拍摄风格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因为风格不是摄影师的标志，因地制宜拍出好图片才是硬道理。

最近，刘飞越的《大货夫妇生活在路上》刚刚获得第二届“徐肖冰”全国摄影大展新人佳作奖，对他来说是种极大鼓励，不仅仅是“大货夫妇生活在路上”，他自己又何尝不是生活在拍摄的路上呢？有人说，刘飞越拍摄的都是“小人物”，但他却说：“摄影师更是个小人物—面对我的拍摄对象时，常被他们‘伟大的生存’而感动。”

有点儿奇怪，我遇到的很多报道摄影师都有一样的风格，他们沉默而朴实，但你不要让他们讲故事，一旦故事开始就无法结束。

刘飞越拍的大货车司机老虎的故事，照片发表之后，货运站的老板娘在电脑上看着报道边读边哭。之后不久，老虎倒车时撞死了虎嫂，人生拐了一个大弯儿。

与老虎一同呆坐在宾馆，刘飞越不知该如何举起相机，这和他面对代课教师冉跃敬的泪水一样，也因为快门的侵略声音而感到焦虑。

报道摄影师和他们的故事生活在一起，他们是信使，带来另外一段人生，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和故事一同悲喜，故事抹平我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与凡人照面并映照自己的人生。

刘飞越用传统的、“旧的”报道摄影的方式获得了徐肖冰摄影奖新人奖。最近，不少年轻摄影记者向我表达了他们的身份危机，并尝试用各种新的手法，更为主观的视角，非线性的逻辑来体现自己的作者意识，他们的这种急迫却使其在还没有进入故事之时就主宰了它—故事还未被讲述就已经死去。

我对刘飞越每次都能那么安然地融入故事之中感到好奇，总希望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秘密。但似乎没有什么诀窍，凭着一颗诚挚之心，他就是那么坦然地住在故事里，和故事里的人一起生活。

当下的报道摄影的确要拓展新的空间，但中国摄影师向来依附媒体，服务于文字，摄影记者的独立身份一直没有建构起来，他们欠缺的太多，最为关键的是报道故事时的立场和观点。声调还未校准，又怎能开口歌唱？

刘飞越在都市报当了四年零六个月的记者，2010年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他以独立的身份寻找选题，切入选题，完成报道并找寻发表渠道，一年多来做了十几个报道，主题从儿童医院到春运回家，都与时下的社会人生息息相关。

中国当下以报道摄影谋生的自由职业者屈指可数，年轻人更是没有胆量选择这条路，刘飞越的摄影语言还需再打磨，但他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可能，甚至是一种希望。

—任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