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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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生命有限的人而言，发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概念。人一生的整体发展中又存在很多的阶段特征。发展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的素质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也不是指人的各个方面的同步发展。人是发展的对象，发展的直接目的是研究我国教育的问题，培养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我们应该从人出生的起点开始考虑人的发展。应该考虑从起点获得哪些品质有助于发展人的问题意识，使人无论处于现实物质社会生活的何种阶段都保存对精神生活的继续追求并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所以这里的发展“人”特别强调激发人的好奇心和人在生活中应有的对世界的思考能力，激发人的兴趣并进行培养，这是发展人的间接需要。当我们的教育真正地实践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独特发展，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才会因为研究者和研究群体的显著变化而发展到新的阶段。本文尝试从发展人的角度思考我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探索建构人的问题意识的方式，期待促进人的成长和生活的改善。

关键词： 发展人 教育研究 问题意识

中国的教育现象从原始社会的产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随着教育现象的纷繁复杂化，教育系统自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到当代为止，教育的各种测量及实验技术的不断完善使教育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行动研究、田野实验研究等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不断细化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使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教育研究的范畴也随着教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的内外在规律有序展开，现实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意识在不断弱化，问题解决的能力并没有提高。怎样提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怎样树立问题意识，我认为不能只把问题意识停留在思维方式层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儿阶段。而问题意识的起点是基于最近发展区的交流对话活动。问题的提出者应该是以一种博爱和善良的态度对待人和环境，以一种公平心、责任心来看待问题。只有在发展人的早期真正训练人的这种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关注人，关注和引导人的发展，才能让人自觉关注所生存的社会，不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对真理的探求。

一、关于思考和问题意识的关系

发问是思考的雏形，一系列发问的过程组成思考的阵营，在对思考的一系列发问的整理上提出对教育研究有意义的问题。问题表面上看是对为什么的思考，实际上它是组成概念的有机体，是对真理探求的必经之路。所以，发问是思考的初级阶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但在思考中有两个要素必须特别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剂。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现象基础上，该现象能让思考主体产生兴趣（有时该现象是偶发事件）。如果出现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者讨论，思考的主体就会产生困惑，在兴趣与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问题。所以，基于最近发展区的对话或讨论是思考的催化剂；其次是思考的条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同时思考又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有意义的，是个体无功利性无功利心的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尽管思考的主体并不知道该现象能否因为思考而产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备这两个因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问题意识。由此可见，思考并不等于问题意识，而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必要条件。

二、浅析思考的主体“人”

思考的主体是人，但这种主体不是对普遍意义下人的考量，而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人进行理解和认识。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学人类学》中指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2]至今为止，科学家对于人本身的知识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尔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有如此纷繁的复杂的关于人的概念，像我们这样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胜和有效的方式提出关于人的知识。然而，另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如此之少，人呈现的面貌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争议性。”[3]

虽然如此，教育人类学家还是从其独特的视角给出了关于人的解释，之所以选用教育人类学家对于人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为己任。教育人类学家积极绘出的人类图像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断生产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选择权和被赋予主动选择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开放性、未来性的生命；五是处在教育关系中的生命。”[4]在人类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条件下，生产、发展人的生命，同时在时代背景下培育一种“生命自觉”之人。“生命自觉”之人的培养是教育的理想，也许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塑造这种人，但这样的群体少之又少。当教育人类学把这种人的培养作为一种追求，就赋予了人以新的内容。“生命自觉”之人内涵十分丰富，“在叶澜看来，‘生命自觉’是人精神世界可达到的一种高级水平，不仅使人在外部世界沟通和实践中具有主动性，而且对自我发展具有主动性”，[5]这样的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或者环境以至于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处理问题之时能将其置于系统当中去考虑，能适时运用各种从教育中所获得的素质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做出最佳的判断。这种人永远处于螺旋式的成长当中而不知疲倦，他们会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规划并根据社会需求来选择和发展自己。他们的自觉同时又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还包括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环境（外在生境）的转化。这样的人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内心是丰富坚定与顽强的，他们的判断是敏锐客观具有穿透力的，他们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着，他们永远追求着个体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展并在团体中寻求合作。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是经常的事，不仅仅是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中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思考的主体应该也只能属于这样的发展的人，一种“生命自觉”之人。

三、培养具有问题意识的“人”

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培养“生命自觉”的人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国青年的一些实际状况。国际人士凯瑞（Carey）和郑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国青年的目标，从以前对知识的尊重变成了现在的功利主义。主要的表现包括辍学率相当程度的增加，从9.5%上升到50%，以及从事企业活动人数的急剧上涨。”[6]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价值教育的失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问题，不管是教育的还是非教育的问题领域。还有一则实例是众所周知的，一直以来中国在诺贝尔奖项的缺失足以证明我们培养人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是在培养人，使其不断社会化，但对教育中的个体个性化问题永远关注不够。创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几乎很难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培养出来。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显而个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个性不能为社会，为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关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说只要一个人的母亲还活着，不管多大岁数，都让人觉得是有“根”的。可母亲一旦辞世，人就飘飘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够的养分，更不能茁壮成长。简单地说，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教育不够，带给学生过多的不是快乐的体验。学生发展的根基有两个，一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笔者曾经观察一些小学生，真正喜欢学习，沉醉于知识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当代一些农村地区，青少年的辍学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需要深思基础教育究竟对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国乳儿阶段的教育里母亲地位的缺失。教育学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个民族。在培养人的活动别是担当母亲角色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担负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于幼小儿童的教育与引导，母亲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现在的家庭中在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女性工作不逊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责任进行转移。双职工家庭的教育责任转移更是厉害。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年迈的父母，但在美国家庭中这种情况是不容易见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绝的。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必须从培养人开始，从培养会发问的人开始，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让母亲参与到整个教育过程之中。我们只有对其根源问题进行思考，才能寻求解决的方案。

从发问到思考，从思考到问题意识，其根基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对人的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当然最好能培养像教育人类学家所说的“生命自觉”之人，可是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又陷入了沉思。

我们应该归还幼儿的童年时光，允许其淘气、调皮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对儿童好奇心的呵护和合理解答是我们教育中必须改进的方向。具备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对事物拥有极强的好奇心，并试图去研究和探索。随着国外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保护儿童好奇心的举措开始得到重视。但我们在该方面的保护却略显笨拙，难以驾驭保护的尺度。国外的小学老师可以放手让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祖国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而这样的“放任”却很难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监督与引导。

教育在母亲参与、改善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关注儿童的好奇心等条件的共同影响下，已经冲破了学校的范畴，已然演变成学校与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有意识地去引导儿童内心的善念，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和社会，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磨炼意志，锻炼思维，让他们自然地遵循规律生长。在进入学校后再对其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思维方式的锻炼、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称之为发展的“人”，发展的人才具备思考的能力，才会具有问题意识，才会走向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最终实现“生命的自觉”。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页.

[2][3]意·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哲学人类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1页.

[4][5]李政涛著.教育人类学引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第一版），第四章：143-149.

[6]王晓辉，赵中建，等译.为了21世纪的教育：问题与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0，（第一版）：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