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与“道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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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拾遗”常和“夜不闭户”并列,成为中国式理想国的重要指标。“道不拾遗”典出法家文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夜不闭户”典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这也许能说明儒法的暗通款曲。

儒法相济,侧重于儒,还是侧重于法,会产生路线差异。具体到行政官员,有循吏和酷吏之分,前者侧重于教化,后者侧重于严打。有人把严打称为法治,我不敢苟同。以《汉书・酷吏传》中的严延年为例,可以领教严打之下的“道不拾遗”,是何种风采。

酷吏在史书里常有“刻薄寡恩”劣名,可是一旦降临人间,又会获得群众拥戴。“刻薄寡恩”,换成另一说法是“铁面无私”。酷吏常有一些非常之举,使他们具有“酷”(cool)的超凡魅力。因此,酷吏在现实中,并不像在史书中那样容易辨认。

严延年冒着生命危险挣到“第一桶金”。大将军霍光废除继位27天的昌邑王,尊立汉宣帝。严延年弹劾霍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弹劾无疾而终,但此举获得朝廷上下敬畏。接着,他弹劾霍光密友、时任财政部长(大司农)的田延年携带武器侵犯皇帝车队。一方面田延年否认此举,另一方面御史中丞谴责他为何没有立即通知有关部门阻止。严延年反被弹劾,论法当死,他只能逃窜,直至大赦,才得以复出。

此后,几经波折,严延年担任涿郡太守。在涿郡,两个大姓权倾一时,严延年开展严打。主持严打的官员原来预备了轻重两套方案,准备见机行事,被识破,下狱处死。于是其他官员争先恐后,纷纷重拳出击。两个大姓分别有数十人被处死,据称郡中实现“道不拾遗”。

过了三年,严延年改任河南太守。他的主要工作是“摧折豪强,扶助贫弱”,具体方式是:“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也就是说,弱势群体违反了法律,千方百计把他们无罪释放;新贵阶层对民众有所侵犯,一定从重从快严惩。大家都认为罪该至死者,被无罪释放;大家认为罪不至死者,被执行死刑。效果是,属下和百姓都觉得领导高深莫测,因此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严延年对待属下关怀备至,不论出身,只要忠诚,就情同骨肉。冷冰冰的工作关系成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在这种关系面前,隐私也不复存在。不过,严延年也有很傻很天真的一面,他曾认为一个狱吏很清廉,但那狱吏只不过是不随身携带受贿的银子。

等到冬天,严延年将各县囚犯集中处斩,血流数里。严打效果极为显著,令行禁止,郡中稳定压倒一切。有同僚劝他慈悲为怀,严延年表示河南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定要严打才行。颍川太守黄霸反其道而行之,重在宽恕之道,郡中一片清明景象,严延年对其非常不以为然。严的母亲赶来过年,恰逢各县囚犯集中斩首,对他表示强烈不满。严延年态度不错,但并未听从母亲的建议。

法家的规律是,严打者最终被严打,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无一例外,但酷吏们依然前赴后继。严打者严延年,后来被举报十项罪名,在闹市被公开执行死刑。与后世酷吏备受群众爱戴不同,严延年在河南郡守的任上依然被称作“屠伯”。

创下“道不拾遗”政绩的酷吏比比皆是。严延年之前有郅都,《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说,济南有大姓不太听话,郅都被任命为济南太守。他开展严打,将为首者满门抄斩,一年多时间就出现“郡中不拾遗”局面。郅都得到晋升,依然坚持严打,以至于被称作“苍鹰”。他最终因“严打”废太子而获罪于太后,被斩。

当“道不拾遗”的美丽蓝图和“屠伯”“苍鹰”的名声联系在一起,严打也就现出原形:严打与法治无关,或者说,只是在违反法治的层面上和法治有关。

严打更接近德治,比如以“惩强扶弱”作为动员口号。严打最终表现为人治;如果严延年可以控制并且制造公众舆论,可以预料到的有两点:第一,他的严打力度会更大,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第二,他的历史地位会高出许多,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